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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前沿热点  前瞻学科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会报告摘编
文章作者:佚名 作者单位: 

    2007年5月9日至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举办庆祝建院3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会。24位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及其他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回顾有关学科发展状况,评述前沿热点问题,前瞻学科发展趋势。现将专家学者在此次系列学术报告会的部分报告摘编如下:

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体现为在实践运用中不断发展创新
李崇富    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

    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这里讲的很明白,要科学地理解和看待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强对它的科学研究。这当然包括对它的文本研究和学理研究,不过更重要的,是在实践运用中对它的坚持、发展和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它能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逐步取得进展和成功,同时它自身也会得到不断的验证、发展和创新。
    科学社会主义如同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主要是指由其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构成的体系;而且它是关于整个世界的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主义、是世界由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代的主义。因而,它具有普遍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当然,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同各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即同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有效的和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列宁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必须考虑各国各民族的特点、必须与之相结合。而它与各国国情、文化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本土化和民族化的过程,也是坚持运用和发展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和曲折发展,包含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和创新。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坚持科学的态度,审慎和辩证地对待和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其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的同一性与形态模式的多样性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立足和依靠无产阶级,履行其历史使命,团结和领导广大人民,走历史必由之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必须领导人民,进行社会政治大革命,夺取和执掌国家政权,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保障实现广大人民的平等权利,保障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从而为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完全胜利,并为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逐步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显然,其中最根本的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共享。所以,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但是,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如何进行革命,如何夺取和执掌国家政权,如何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如何选择和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体制模式,才能适合自己的国情、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才有利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逐步实现,如此等等,都应当由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事求是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创新。各个国家从中可以创造出切合自己国情的建设道路和发展模式,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当然,其中最大的难题和科学性的要求,是既要坚持和贯彻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又要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道路和发展模式,并使这两者达到具体和历史的统一。我认为,坚持在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这种统一的集中体现,就是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探索解决革命、改革和建设中的一切具体的矛盾与问题。
    其二,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其在各国实践的特殊性的关系。应该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都具有真理的普遍性,反映了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本质和共同规律,故而对于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都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但是,各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是个别的和具体的,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任何事物及其矛盾都是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而且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普遍寓于特殊之中。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才能胜利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在我国,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中国化,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态来实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经验,是社会主义事业获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其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体系的相对稳定性和理论内容的变动性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就是向实践和时间开放。理论是现实的反映。随着时代、实践和各门科学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放弃那些已经过时的个别判断、个别结论和个别估计,必须在总结实践经验中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使之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以保持理论的活力和获得时代气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内容的这种变动、发展和进步是一种常态,它往往还表现为阶段性的发展。但是,只要它还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那它就必须保持自己在“质”上的规定性,还必须有相对不变的、一脉相承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体系的相对稳定性。这种情况,是由认识对象的客观原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只要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运动所规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还在继续,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社会形态不是人类的末日,即它终究要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必将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总趋势,以及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阶级必然获得解放的历史潮流的科学分析与正确预见,就依然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的“变”中,也有相对“不变”的一面。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在实践运用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并且也会在不断地深化。但它的基本原理的体系必须是相对稳定的。
    其四,上述几个方面的关系归结到一点,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在我们党和我国理论界早已达成了共识,就是为了使科学社会主义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焕发生机和活力,必须使它切合中国实际、必须实现中国化、必须使之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不断与时俱进,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运用、发展和创新,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伟大的思想旗帜。
    我们党的这种成功经验表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其中,首先是坚持,是坚持它的基本原理,这种坚持是前提,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甚至会走上邪路。但是,这种坚持只能在实践运用和发展创新中坚持,不发展创新就无法坚持。因为,如果不在实践运用中发展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就会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就会思想僵化,就会用理论来剪裁现实,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停滞和失败。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江泽民同志曾经作出过精辟的概括。这就是他所强调的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他认为,这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据此,我认为,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做到坚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经的发展道路。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摘自李崇富《论科学的理解科学社会主义》

经济公平与效率关系在争鸣中创新
程恩富  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

    经济公平与效率既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也是经济学研究和论争的永恒性主题。我国学术界对经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争鸣从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方面缘于具有客观性的经济公平同时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以及经济效率也具有多样性、具体性和局限性;另一方面缘于我国经济实践和政策的演变。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为迅速打破平均主义导致吃“大锅饭”的低效率局面,优先强调了“效率”。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在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分配不公加剧进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于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及时地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公平”。而在学术界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公平与效率具有替代关系,公平必然带来低效率,高效率必然导致不公平,公平与效率不可同时兼得。比较代表性观点是“效率优先论”和“公平优先论”。效率优先论者认为,只有把效率放在首位,生产力发展了,把“蛋糕”做大了,每个人才能分得更多的“蛋糕”,才会有公平。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初次分配讲究效率,再次分配讲究公平。市场保障效率,政府负责公平。即使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了,仍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只有效率提高了,公平才能最终实现。如果过早地强调公平,最后的结果只会是共同贫穷;公平优先论者认为,在任何时候公平和效率都不能兼得,两个目标之间只能存在相互兼顾的关系。既然兼顾就有个谁为先的选择。原有体制严重低效率,改革原有体制无疑要以效率为先。现在我国改革遇到的突出问题已转移到不公平问题。如分配的不公平、改制的不公平、市场交易的不公平、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等等。由于存在的不公平问题日益突出,根据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要求,改革需要转到公平为先,在此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
    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平与效率具有并重关系。公平与效率都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不可偏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典型观点是“公平与效率并重论”。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也是效率的基础。如果不公平超出一定程度,两极分化,就必然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降低经济效率,甚至最后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效率”状态;如果收入分配出现绝对平均现象,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出现低效率现象。因此,要在理论上把握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基础的关系,在政策上使二者并重兼得,避免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甚至用一个方面代替另一个方面的片面倾向。我国现在基尼系数客观上还处在上升阶段,如果不采取措施,则有迅速向两极分化和承受极限接近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从现时起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份量。
    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平与效率具有辩证统一关系,越公平就越有效率,越不公平越没有效率。典型观点是“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论”。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论者认为,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具有正反同向变动的交促互补关系,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越是公平,效率就越高;相反,越不公平,效率就越低。当代公平与效率最优结合的载体之一是市场型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显示的经济公平,具体表现为含有差别性的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这种在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方面既有差别,又为平等的分配制度, 相对于按资分配,客观上是最公平的,也不存在公平与效率哪个优先的问题。国内外日趋增多的正反实例也表明,公平与效率具有正相关联系,二者呈此长彼长、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变动的交促关系和互补性。公平与效率的辨正关系表现为,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效率是公平的结果。公平产生效率,效率反映公平。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公平是市场经济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也是市场经济产生效率的基本条件。
    我国学术界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对公平与效率的定义不同,特别是对公平涵义的理解不同。因此,科学解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需要正确理解公平和效率的概念。第一,公平不等于收入均等或收入平均。经济公平的内涵大大超过收入平均的概念。从经济活动的结果来界定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只是经济公平的涵义之一。结果公平至少也有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两个观察角度,并且财富分配的角度更为重要。学术界中一种流行观点把经济公平和结果平等视为收入均等化或收入平均化,并以此分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有明显的逻辑起点错误,容易导致“公平与效率替代论”;第二,微观经济高效率不一定带来宏观经济的高效率。经济效率涉及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涵盖到经济效率和经济关系各个方面,包括微观经济效率和宏观经济效率两大效率问题。市场经济中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高效率也可能会带来宏观经济的低效率。因此,经济效率总是以一定的经济体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为基础的。认为微观经济高效率一定导致宏观经济高效率,容易强调“效率优先论”。
    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经济公平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把经济公平纯粹视为心理现象,否认其客观属性和客观标准,是唯心主义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把经济公平视为一般的永恒范畴,否认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和历史发展阶段有特定的内涵,是历史唯心论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把经济公平视为无需前提的绝对概念,否认公平与否的辩证关系和转化条件,是形而上学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经济效率具有多样性、具体性和局限性。不同内涵的经济效率总是受到一定具体条件的约束,因而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我们提出“公平与效率正反同向说”,指出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具有正反同向变动的交促互补关系。即使号称机会最平等的美国,由于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反差巨大、市场机制经常失灵、接受教育环境不同、生活质量高低悬殊、种族性别多方歧视等缘故,因而人们进入市场之前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机会和权利也存有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性。高效率是无法脱离以合理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公平分配的。从现实可能性来观察,可将所有制、体制、公平和效率这4个相关因素的结合链分归4类:公有制→体制优越→最公平→高效率(效率Ⅰ);私有制→体制较优→不公平→中效率(效率Ⅱ);公有制→体制次优→较公平→次中效率(效率Ⅲ);私有制→体制较劣→不公平→低效率(效率Ⅳ)。即使在传统体制和国际环境有利于私有制大国的条件下,中苏两国的发展业绩和效率也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就是例证。在制度成本最低和相对最公平的状态中实现高效率,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终极目标。一方面,收入和财富的差距并不都是效率提高的结果,另一方面收入和财富差距拉大的刺激效应达到一定程度后便具有递减的趋势,甚至出现负面的效应。我国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格局所形成的合理收入差距,能够促使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和经济和谐。
    摘自程恩富《近年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干重大理论创新评述》

加强辩证法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侯惠勤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关于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在今天已具有特殊的意义。从理论上看,它关涉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思想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等三大主题。从实践上看,它关系到我们观察中国和世界的根本立场和方法,例如,当代的世界历史是否已经“终结”?历史有没有方向、有没有坐标、有没有规律?如何确定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等等;它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指导,例如,如何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什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还是精神自由和文化繁荣的障碍?等等;它还关系到当代中国精神生活和文化发展的定向,例如,文化有无先进、落后之分,价值观念有无对错、是非之辨?人性、个性、人权和人的自由是历史之迷的解答还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如何确立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信念以及共产主义信仰?等等。因此,没有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整座理论大厦将失去根基,我们将陷入全面的思想混乱。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否定,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否定。
    在今天,从世界观上消解唯物辩证法的思潮主要有三种:一是以形式平等和抽象人权为特征的人性论思潮,恩格斯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经典世界观”的“法学世界观”;另一是以感性肉体和生存本能为基础的后现代思潮,被称为是颠覆传统理性和一切“形而上”的解构主义;再就是以“和合”、“中庸”、“多元共生”为理念的和合文化思潮,矛头直指对立统一和一元世界观。“法学世界观”针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内容,力图把人的解放变成空洞无物的口号和自欺欺人的幻觉;后现代思潮针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宏大叙事”,在颠覆一切理性构建中彰显肉身的存在。两者看似差异很大,然而其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都以孤立的个人为立脚点。而和合文化则是以本土世界观的方式,抗拒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的“对立”文化及其哲学世界观。
    在恩格斯看来,“法学世界观”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以契约平等和法权平等为追求的资本自由观,因而是资产阶级用以取代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经典世界观。“它是神学世界观的世俗化。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的。由于达到社会规模并且得到充分发展的商品交换产生了(尤其是由于预付和信贷制度)复杂的契约关系,从而要求只能由社会提供的公认的规章亦即国家规定的法律准则,于是人们以为,这些法律准则不是从经济事实中产生的,而是由国家正式规定的。由于竞争----这个自由商品生产者的基本交往形式----是平等化的最大创造者,因此法律面前的平等便成了资产阶级的决战口号。” 无产阶级及其理论代表最初也曾利用法学的“权利基础”谋取自身利益,“但是早期社会主义者中最杰出的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就已感觉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单纯停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上,就不能消除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灾难,这就使他们完全抛开法学政治领域,并宣称一切政治斗争都是无益的。”
    后现代思潮是在“破除形而上,重返生活世界”的口号下,通过对于本体论哲学、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颠覆,以生存论哲学的转向方式呼啸而来,它并不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但也包含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辩证法的解构。它对于辩证法的消解,集中在“总体性”上,包括“普遍联系”、“关系总和”“事实总和”等等。在它看来,总体性遮蔽了真实的存在,扼杀了鲜活的生命,窒息了快乐。“我们清楚地看到,总体性压制了身体的感性面,身体只是将自己交付于一个理性的他者,交付于一个无法目击到的理念,交付于高高在上的上帝或魂灵。身体在此是第二性的,它需要被管制、被束缚、被理性引导,被魂灵鞭打,而身体内在的潜能,它的活生生的欲望,它的蓬勃的本能,它的粗糙的肉体性,在总体性的框架内,只好委屈地收藏起来,隐而不现。”“从某种角度上说,总体性等同于形而上学,它们压制和迫害一切异质性的东西,阻滞一切节外生枝的活力。” 后现代对于总体性的清理包括:一、对于本质主义的清理,这一结果是“表象取代了本质,差异代替了同一性,物质代替了理念。”二、对于真理的清理,使“真理不再像暗礁一样埋藏于大海的深处,现在,吸引我们目光的只是一览无余的海面。于是,我们回到了表面哲学,这正是后现代性摒弃本质和真理的必然归途。”三、对于语言的清理,“语言现在不是事物的外在器官,语言就是物,语言组织了它的重量、密度和土壤,词开始在语言自身的土壤中发芽、成长、结果。” 语言作为生命的呐喊,不再是工具,而是存在本身。总之,在后现代的大潮下,上帝死了,真理死了,作者也死了。在这样的氛围下,辩证法及其所揭示的历史方向、未来理想和人的前景,当然也就不复存在。
    “和合学”的提出是为了应对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即人与自然的冲突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所造成的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所造成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所造成的信仰的危机和精神的危机,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价值的危机。但是,它在寻找冲突和危机的思想根源是,就将其归结为二元对立上的一元论思维方式的产物。 “一元论”的思维方式会导致“独裁论”、“独断论”,并萌发无休止的冲突和危机。而“和”是多元元素的一种平等的、互相的融合,从这个思想发展出来的思维方式就是多元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多元思维方式就是和合的思维方式,它导出来的具有包容性、宽容性,为事物的和合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天地。这里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的根本思维方式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还是“多元共生”的和合学?我们之所以要把对立统一视为宇宙的根本规律,就因为“对立统一”是异质性事物的统一,有对立统一,才有质变、飞跃,新事物的诞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就因为“对立统一”不仅揭示了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而且从纷繁复杂的世界理出了头绪和方向,因而历史才有规律、有价值坐标;就因为“对立统一”揭示了事物的客观状态,历史、世界和人才能成为科学认识的对象。因此,不能让和合学取代辩证法作为根本的思维方式。
    无庸讳言,我们在今天讲党性、讲阶级性话语很难,而讲抽象的人道主义话语、讲抽象的人权、公平、正义很时尚;讲长远利益、共同理想很难,而讲当下利益、讲现实的享受很时髦;讲以批评求团结、以斗争求进步很难,讲一团和气、无所谓对错则很普遍。这的确与今天的大背景有关。回想一下,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五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利用抽象人道主义,打着反思历史和批“左”的旗号,极力丑化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邓小平当时说了一段令人玩味的话:“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
    不可否认,抽象人道主义在今天是相当泛滥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批判抽象人道主义及其背后隐含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正面临着空前的困难。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首先有客观原因。被邓小平概括为“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到来,使得社会主义的传统强项“革命”被弱化,而其缺少实践经验的弱项“建设”则被强化。这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和经验不足丧失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而且意味着社会主义原来占有的意识形态上的优势也在不断被削弱。显而易见,以消灭阶级为实质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分清敌我为前提的政治动员方式,以人民利益为最高追求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以超党派、超阶级的“全人类”、“所有人”面貌出现的抽象人道主义面前,乃至在以“自由个性”、“合理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义面前,都已不再具有振聋发聩的震撼力。而作为和平条件下长期执政的党,又必须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公民,以增强国家认同感,最大限度地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从社会心理的层面看,在和平建设年代使用超阶级的话语也显得比党性话语更具亲和力,似乎更适用于化解大量存在的非对抗性矛盾。正因为如此,在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更需要自觉性,同时也更需要艺术性。但是,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而决不悲观,而是如同小平所坚信的那样,“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
    摘自侯惠勤《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西方哲学研究热点问题述评
周晓亮   哲学所研究员

 

    西方哲学的哪些问题成为中国学者相对关注的重点,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由于我们的知识积累和知识结构比较容易形成共同议题的问题;二是由于西方哲学观点的创新、或与中国思想传统的明显差异,容易引起中国学者理论兴趣的问题;三是将西方哲学界正在发生和关注的问题介绍进来,引起中国学者注意并讨论的问题。这三个因素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不同程度地互相渗透、互相结合,共同影响着我们的论域取向。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有较好研究基础的德国古典哲学、16-18世纪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首先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随后,与经验主义、尤其是休谟哲学有密切联系的逻辑实证主义及其“反形而上学”倾向和“经验证实”原则、科学哲学中波普尔的“反归纳主义”、“证伪主义”,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在国内同样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分析哲学,随着对维特根斯坦哲学和蒯因哲学研究、以及相应的语言哲学研究的兴起和深入,也出现了研究的热潮。80年代中期,对现象学、存在主义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著作的陆续翻译、出版,给这一研究以很大推动,从90年代中期至今,研究的热情持续不减。从90年代中期开始,后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的视野,并很快成为研究者们竞相寻奇探秘的宝地。
    总的来看,我们对西方哲学各领域研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大致而言,在古典哲学中,古希腊罗马哲学、德国古典哲学、16—18世纪经验论、唯理论哲学受到较多关注;当代哲学中则呈现出分析哲学、现象学(含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三个主要思潮(运动)并驾齐驱的局面。其他哲学,如尼采哲学、萨特哲学、弗洛伊德哲学、过程哲学、生命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哲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或独立地、或与某个思潮相联系、或从属于别的学科领域,也此起彼落,不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从世纪之交开始转热的西方政治哲学也越来越引起学界的注意:
    一、德国古典哲学一直是我们研究的重点领域。这一方面由于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我们有比较深厚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也由于德国古典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它既是古典哲学形态的一个总结,也是众多现代思潮的一个源头。其中康德哲学尤其受到重视。他的知识论不但为后来的各种知识理论提供了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发挥的范式,而且它有力地伸张了人类的主体性要求,这种伸张是康德启蒙思想的最重要表现。以往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大多局限在他的知识论的“哥白尼革命”上,一般以他的二律背反和所谓的“不可知论”为归宿。近年来这一路向基本被打破。他的道德哲学,以及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铺垫、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阐发出来的“自由”概念,得到较多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自由”被看成是真正体现康德哲学内涵的理性诉求,它为人提供了实现道德至善和个人价值的基础。相比较而言,研究者们对康德为连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而设计的《判断力批判》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这影响了对康德的自由概念实现的可能性和途径的深入理解,不能不说是康德哲学研究中应当加强的方面。除了三个《批判》,康德的历史批判理性与政治思想,如他的“永久和平”理念也开始引起注意。
    黑格尔哲学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的庞大体系蕴藏着无数的宝藏,使得很难说对它的研究哪些更热门,哪些更珍贵。一段时间里,人们曾热烈讨论《精神现象学》的地位和他的体系构成问题,讨论黑格尔青年时期(早期及耶那时期)的思想发展等问题,但一般来说,他的逻辑学及辩证法思想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从根源上探讨黑格尔在德国思想发展中的定位,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而与此同时,同样为德国哲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受到一定冷落,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偏差。
    二、古希腊罗马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泉和基础,也是我们的研究取得最扎实进展的领域。由汪子嵩等人撰写的多卷本《希腊哲学史》、姚介厚撰写的《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西方哲学史》多卷本第2卷),较系统地深化了我国的古希腊哲学研究。近年来对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研究有以下三个明显趋向:
    1、追本寻源的概念研究。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主要源头,西方哲学大家几乎无不从古代哲学中汲取养分,或直接以古代思想为其对象和起点。追踪古希腊哲学的原始概念是我们深化西方哲学研究的需要,本世纪初,哲学界掀起了关于“to be ”的“表实”和“表真”用法及其中译问题的大讨论,就是这一需要的集中表现。2002年出版的洋洋近百万言的论文集《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记载了这一讨论的盛况。实际上,“to be” 及其希腊辞源“eimi”有“表实”和“表真”两种(或更多种)用法,并不存在语言学上的争论,引起争论的恰恰在于它的哲学意义和如何用中文翻译。现在主要有三种观点:与“to be” 表示的不同含义相联系,一种观点主张将“to be” 译为“是”,一种观点主张译为“存在”或“在”等,另一种观点主张根据不同的语境和含义译为“是”或“存在”,或其他术语。现在这一争论仍在继续,尚无定论。虽然这一争论是就西方哲学的一个奠基性范畴而发的,但它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意义决不仅限于此。因为它实际上凸显了一种将语言和概念分析与哲学理解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这种方式不但对于中国学者研究和理解西方语境中的哲学问题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改进中国自身的哲学思维方式也是重要的。
    2、打通发展脉络的整体研究。古希腊哲学派别众多,线索复杂,如何厘清其发展环节,打通其发展脉络,是近年来随古希腊哲学研究的深入所表现出的明显趋势。在所发表的多种论著中,叶秀山的“希腊哲学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过渡”(《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第1、2期)一文论域宽阔、分析透彻、观点深刻,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3、针对薄弱环节的专题研究。从以往的研究状况看,希腊哲学的神话起源和晚期希腊、罗马哲学是我们的薄弱环节。近年来,这两个环节都得到明显加强。其中尤以对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普罗提诺等)、西塞罗哲学、晚期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传统关系的研究尤为突出,由此取得的成果也是值得注意的。
    三、近代经验论、唯理论哲学。将经验论与唯理论作为认识论上的一个对子进行研究是一个常见的进路,但也容易形成程式化的倾向。近年来,这一研究进路逐渐被打破,代之以针对各代表人物具体观点的个性研究,而且其指向也往往超出这些代表人物观点的特定界限。应当说,这是研究者试图从更多元的角度深入理解这一时期哲学的可喜倾向。于是,我们看到,单纯从认识论角度研究这一时期哲学的论著明显减少。反之,人们更多地在西方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提到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状态”、“自然法”、“社会契约”理论,更多地在形而上学和对后来哲学影响的意义上讨论笛卡尔的“我思”、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预定和谐”。莱布尼茨的语言观和逻辑思想被放到现代分析哲学和现代逻辑的基础地位上解读。休谟也不仅仅被当作将经验主义推向其逻辑结局的怀疑论者,他的自然主义倾向受到关注;他关于“是”与“应当”的“休谟法则”,几乎成为有关“事实”和“价值”关系的一切研究的理论原点。而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的因果理论和归纳问题,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休谟的“归纳问题”在逻辑上是无解的,但仍试图从实践或信念的层面上提供某种解答,这些尝试是很有意义的。
    四、分析哲学。现代分析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代表了西方哲学在哲学任务和哲学方法上的一个重大转向。它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逻辑的发展共同作用的产物。从罗素哲学被介绍到中国算起,西方分析哲学是最早进入中国、并有广泛影响的思潮之一。对西方分析哲学的众多流派和人物,我国都有比较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围绕罗素和摩尔提倡的分析方法、弗雷格的逻辑和语言分析、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哲学、蒯因的分析的实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等,都有大量的研究著述发表。分析哲学强调语言和逻辑分析,把澄清语言和概念的意义作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它对哲学的重大贡献在于:(1)表明了语言表述与思想、与对世界之理解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引起了对语言问题的关注;(2)语言和概念分析是澄清哲学表述的意义、消除谬误、达到严密科学知识的根本方法;(3)提倡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推动了现代逻辑及语言、概念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分析哲学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哲学分支学科的各个领域。当然,分析哲学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比如,早期的分析哲学,尤其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一般都有拒斥或弱化形而上学的倾向,这就使哲学远离了探讨世界本质、认识客观世界的使命;而且强调概念和语言的分析,尽管可以提高哲学陈述的准确性,但如果片面地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它至多是一种“概念的结构”,不能代替丰富多样的哲学思考。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作为一个仍在发展中的哲学运动,分析哲学也表现出广泛的多样性和解决自身问题的理论创造力。就形而上学问题而言,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以蒯因的“本体论承诺”和斯特劳森的“描述的形而上学”为代表,西方分析哲学改变了片面抛弃形而上学的倾向,重新燃起了对形而上学的兴趣,形成了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复兴”。当然这一“复兴”不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坚持分析哲学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形而上学问题的重新阐释,它与科学哲学理论的发展、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斗争等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局面。总之,对我们来说,面对西方分析哲学的种种发展,如何深入研究分析哲学的本质内涵,密切跟踪其变化演进,整体把握其脉络走向,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我国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研究起步比分析哲学晚,但发展很快。作为西方现象学运动的奠基者,胡塞尔的开创性贡献为中国学者所重视。研究的论题主要集中在他的现象学方法(本质直观、现象学“悬搁”等)、意识的意向性构成原理、先验主体性、主体间性、“生活世界”等主要概念上。其中,他的现象学方法是研究者们最关注的方面,这也与西方哲学界的研究倾向相吻合(胡塞尔的现象学常被称作“方法论的现象学”,而致力于推广现象学方法的舍勒的现象学则被称作“应用的现象学”)。他的“生活世界”概念也是经常被讨论的重要话题,这无疑与这一概念与现代西方社会对科技理性的批判反思有关。胡塞尔与其思想资源的关系,如布论塔诺的意向性理论、古典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哲学等,也被深入研究。作为大的思想背景,对盛行于德、法两国的现象学运动的任何研究,都不能不涉及到胡塞尔思想的影响。现在,胡塞尔的几部主要著作已经被译成中文。应当说,我国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总体上看,我们的研究仍然是基本的和初步的。这至少表现在,(1)胡塞尔本人的著作卷帙浩繁,我们所看到和研究的只是其中的极少部分,对他的学生和后人的研究性著作则更少涉及;(2)胡塞尔的思想发展过程极为复杂,每一阶段都渗透着他的深刻思考,对此我们尚缺乏深入细致的梳理和研究。
    海德格尔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西方关于他的研究文献之浩繁,仅次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海德格尔是现象学家、解释学家、存在论者,还为后现代思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他的思想睿智而深刻,他的表述特异而艰涩,这又使他成为最能引起哲学兴趣、最有哲学“魅力”的哲学家。我国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也呈现出日益广泛深入的景象。研究的问题涉及到: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旨趣的异同,海德格尔对传统存在论的颠覆与对人的在世存在(Dasein )的发问,Dasein的生存论构成及特征,存在论中的时间概念及与人的在世生存的关系,真理与自由,以及海德格尔后期关于技术、艺术、语言的观点等。海德格尔使用了许多自造的术语和特殊的表达方式,这为中文翻译带来了很大困难,国内学者为准确理解和表达海德格尔著作的原义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许多问题的讨论往往是围绕文本的理解和翻译展开的,而且现在仍存在许多分歧。尽管如此,国内研究取得的成果值得肯定,尤其有些学者将海德格尔的某些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如老庄思想)联系起来,凸显了中国学者的特色和研究优势。当然,由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和经历的复杂性,要准确了解他的思想,即使对于西方学者也是很困难的,对于我们则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就目前的研究而言,除了对海德格尔理论本身的研究以外,有两个全局性的问题也应注意。一个是贯穿于海德格尔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宗教神学倾向。在1927年关于“现象学与神学”的讲演中,他曾明确说,《存在与时间》中的本体论是“纯世俗的”此在本体论,而生存论的性质必须用神学、即被信仰所改变了的此在本体论来重新解释;他临去世前又郑重申明,世界已经堕落了,“只有一个神能拯救我们”;有些学者也试图从神学倾向那里寻找海德格尔著作的“神秘性”的根源,那么,有鉴于此,我们在研究海德格尔对人的现世生存状态的分析时,是否应当对他的神学旨趣和宗教倾向予以更多的关注呢?第二个问题仍然与他的纳粹经历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老问题有关。即使在西方学术界,这也是时常被抓住不放并引起质疑的问题,因为从现有的材料看,他从来没有对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做过认真的批判和改变。
    六、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是西方后工业社会学术和文化思潮的哲学表现。它的本质特征就是对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自笛卡尔以来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传统的全面批判。在西方各主要哲学思潮中,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与我们现时代同步发展的一个思潮,是一个每时每刻仍然在产生新思想的年轻思潮。他的几位重要哲学家大都是近一、二十年去世的,包括最近去世的德里达和鲍德里亚。我国对后现代哲学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很快形成规模之势。但后现代主义哲学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我们对它的深入研究还需要一个理解、消化、思考的过程。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基础,它的思想倾向、理论表现、方法论特征,以及各主要哲学家的理论观点等,都做了比较广泛的研究和探讨,有了初步的了解,取得了一定的共识,这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推动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我们有如下思考:(1)在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界,与英文和德文的翻译工作相比,法文的翻译力量相对较弱,为适应研究需要,应大力加强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法文著作的翻译工作;(2)应清醒认识到,我们现在对后现代哲学的研究虽有成绩,但仍十分不够,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比如,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与符号学有密切关系,并以其为重要基础,而我们还缺乏从符号学(尤其是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学)这一理论根源对后现代哲学的深入研究;(3)一般而言,后现代主义哲学受到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强烈抵制甚至“蔑视”,在大陆哲学内部主张捍卫“现代性“的哲学家(如哈贝马斯等)也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西方哲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差异的研究,以促进对西方哲学当代转型的理解。(4)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我国有何现实意义?国内哲学界对此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一个特定时期(后启蒙、后工业化时期)的“地域性”思潮,与现时代的中国没有多大关系;另一种看法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或多或少遇到了或将要遇到后现代主义谈论的问题,我们加强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总结其得失,可以作为应对可能的现实问题的理论准备;第三种看法认为,应当把后现代主义哲学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主要从学理上探讨人类思维的发展轨迹,而不是把它拔高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思潮可能对中国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我们应当认真关注的方面。
    七、现代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比较研究。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有这样一种观点或态度,即乐于强调以分析哲学为主调的英美哲学,与以现象学、存在主义为主调的欧洲大陆哲学的隔阂和对立。一些西方学者也在不同场合承认这样的隔阂或对立,或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出两者的明显不同。而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西方哲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两大思潮趋近、求同的迹象。对西方哲学的这一发展进行比较研究,中国学者有“旁观者”的独特优势,也是使我们的研究既能深入西方哲学的论域,同时又能凸显“中国特色”的一个极好切入点。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值得注意。比如,他们认为,虽然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风格殊异,但它们毕竟有共同的思想根源和历史传承,也有许多符合它们的共同旨趣,可以成为它们理论交汇点的共同论题,其中语言问题、意识的意向性问题等即为其例。而且两大思潮本身也不是独善其身的,而是既有理论上的互动,也有理论建构的共同基础,比如可以将语境主义看成是连接两者的桥梁。
    摘自周晓亮《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回顾、现状和展望》

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展望
张平  经济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大理论的追踪研究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在新世纪新阶段,突出的是要通过完善新体制,形成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如下几个命题:
    (一)从塑造微观主体和运行机制的角度深入探讨所有制结构调整与企业制度建设问题。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是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的重要标志之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逐步提高它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对于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最具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观点,是十分重要的。由此,我们要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问题。
    (二)加快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完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价格的管制框架建设,中国当前只是在实物商品和服务价格领域初步建立起市场价格体制,还有待逐步完善。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市场化进程才刚刚开始,今后需重点推进。只有生产要素市场建立和发展起来了,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三)宏观管理框架的改革,研究开放下的汇率和资本管制、资本市场、商业银行、货币政策等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更要重点研究财税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这是中国经济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环节。
  (四)是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与保障社会公正的角度,重新探讨“效率与公平”的理论,并对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科技体制、知识产权制度、标准制度、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行政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等领域的制度建设与完善的方向、框架、政策措施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五)研究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府从经济建设型转为公共服务型。政企分开,政府改革,一直伴随着我国改革的全过程。从现实的情况看,改革的一个主要难点,仍是政府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政府转型直接联系在一起,就是说,政府转型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决定性的影响。
  (六)研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赶超型增长,其经济一直呈现的是粗放式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最为重要的课题,其含义是使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以自主技术创新推动和结构均衡发展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轨道中。
     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新的发展模式的选择
    邓小平给中国规划的第三步发展是在21世纪上半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党的十六大把21世纪上半叶分为两个阶段,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此后再用三十年实现现代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越走越清晰。怎样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我们在发展观念和发展思路上的重大创新和发展模式上的重大转变,即从粗放扩张、专注数量和速度、把“蛋糕”做大,转变为注重质量效益、资源节约和促进各方面均衡协调的发展。进入新世纪,经济大规模粗放式数量扩张越来越显现难以为继,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突出,与此同时,城乡、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分配不公矛盾尖锐,上学、就医、就业、住房等民生问题反映强烈。针对上述情况,从“十一五”开始,从经济理论工作者到实际工作者都在研究如何调整发展的战略方针。各项民生问题,更加注重分配公平问题,节能减排问题,政府职能转换问题,宏观经济调控有效性问题,农民工问题,扩大消费需求问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问题,贸易顺差和汇率问题等等,受到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关注,并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经济论坛的热点。由此可以看出,发展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成果如何分享问题,还包括诸多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等问题,即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问题。
    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如何更好地推进工业化,也是这几年和今后经济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十六大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已蕴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的思想。但这几年重化工业大发展未能很好体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具体走,怎样做到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仍是经济学家的重大研究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有太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而前一段城市化进程中又占地太多,一直是困扰我国城市化的大难题。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亩,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节约占地,集中人口,合理布局,发挥城市集聚功能,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等等,仍是有待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
    到2020年,经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向现代化目标逼近。因此,今后十几年,对中国来说,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就能为中国跻身世界一流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碰上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需要倍加努力,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富民强效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摘自张平《放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人口结构因素与我国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
蔡昉  人口所所长、研究员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地得以保持。按照发展的规律,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由于二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是由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 1954)提出的,因此,这个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即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也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以往的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人口转变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Bloom, et al., 1997; Williamson, 1997),而二元结构转换的关键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作为二元经济结构主要特点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通常与人口转变有关。在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和时间差,相应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和老年抚养比高的特征(Williamson, 1997)。具体来说,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期,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例相应提高。随着生育率下降,经过一个时间差即大约20年的时间,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开始上升。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分别形成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两条继起的变化曲线。
由于改革期间与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相重合,劳动年龄人口(16-64岁人口)规模大且不断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高,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充足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意味着人口负担轻,经济剩余多从而有利于达到和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因此,更加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由此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如果用人口抚养比,即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来表示这种人口结构因素的话,在改革期间,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0.115个百分点,即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改革期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达27%(Cai and Wang, 2005)。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阶段 。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为中国持续提供了30余年人口红利之后,预计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特别地,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这种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将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正在逆转 。另一方面,2015年前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人口红利的丧失将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人口结构因素变化所揭示的事实,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与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逐渐好转,以及作为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效,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已经大大减少的事实是一致的,可以相互印证。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时刻,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消失,从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经济发展概念,但是,对这个转折点本身进行判断,却与劳动力供求的长期格局变化有关。同时,转折点的到来也提出一系列与劳动力市场政策有关的深层含义。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经历“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候,经济发展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在这个转折点上或者区间里,已经或者预期会发生的一个现象,就是劳动力在城乡的普遍短缺,进而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从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作为劳动力短缺的一个必然后果,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每年都经历着两位数的工资上涨,不仅发生在垄断行业,也发生在那些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制造业等行业(表3)。作为相对滞后的反应,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也相应提高。例如,在1997-2005年期间,城镇职工实际工资增长了161.7%,而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提高速度甚至更快。根据对五个大城市的调查,2001-2005年期间,外来劳动力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比城市本地劳动者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高64%。把农民工工资在最近几年的迅速上涨趋势,与以往十几年的停滞进行比较,更反映出目前的变化是一个根本性的。
    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很长时间内,都将处于很高的水平,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较高,并且在2005-2015年期间,仍然将保持正的增长率,因此,劳动力供给趋势的变化仍然只是增量意义上的。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低廉的,因此,中国经济很快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判断和担心仍然过早。即使在将来劳动力出现绝对短缺,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可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但是,变化了的经济发展环境,毕竟迫切地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的要求。可以说,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正确地判断发展阶段变化,并以此作为政策依据进行恰如其分的制度调整,是当前应该做出的合理反应。
    摘自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


 深刻把握公共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  进一步夯实公共财政制度基础
高培勇    财贸所副所长、研究员


    所谓公共财政,就是一种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旨的财政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在于:
    第一,公共性。它以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而不是以满足哪一种所有制、哪一类区域或哪一个社会阶层的需要,作为界定财政职能的口径;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不去介入。凡属于或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必须涉足。
    所谓社会公共需要,是从同私人个别需要的比较中解释的。即它指的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或以整个社会为单位而提出的需要。其突出的特征在于,一是它的整体性。也就是它是由所有社会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提出,或者说大家都需要,而不是由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成员单独或分别提出。二是它的集中性。也就是它要由整个社会集中执行和组织,而不能由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成员通过分散的活动来加以满足。三是它的强制性。也就是它只能依托政治权力、动用强制性的手段,而不能依托个人意愿、通过市场交换的行为加以实现。
    按照这样一种理解,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具有代表性的财政职能事项是:
    1. 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公共物品或服务是典型的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物品或服务。之所以要由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提供这类物品或服务,主要是因为,(1)它是向整个社会共同提供,全体社会成员联合消费,共同受益。即它具有效用的非分割性;(2)一个或一些社会成员享受这些物品或服务,并不排斥、妨碍其他社会成员同时享用。即它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3)它在技术上没有办法将拒绝为其付款的社会成员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即它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具有如此特点的物品或服务,显然企业不愿也无能力生产,必须由政府担当起提供的责任。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公路修建等等,便是这类物品或服务的突出代表。
    2. 调节收入分配。一般而言,决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因素,一是每个人所能提供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的数量,二
是这些生产要素在市场上所能获得的价格。由于人们所拥有(或继承)的生产要素的差别,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往往高低悬殊,客观上需要社会有一种有助于实现公平目标的再分配机制。在市场机制的框架内,又不存在这样的再分配机制。所以,只有借助于非市场方式——政府以财政手段去调节那些由此而形成的居民收入分配上的高低悬殊现象,实现收入公平合理分配的社会目标。
    3.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经济的稳定增长,相反,由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不协调而导致的经济波动,是经常发生的。为此,需要政府作为市场上的一种经济力量,运用宏观上的经济政策手段有意识地影响、调节经济,保证宏观经济得以稳定、均衡地向前发展。其中,通过不同时期的财政政策的制定和财政实践上的制度性安排,来维系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大致平衡,便是政府所掌握和运用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
    第二,非营利性。它以公共利益的极大化——而不是以投资赚钱或追求商务经营利润,作为安排财政收支的出发点和归宿。
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中直接介入竞争性领域的“生产建设财政”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企业,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其行为的动机是利润最大化。它要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实现牟利的目标。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其行为的动机不是也不能是取得相应的报偿或盈利,而只能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己任。其职责只能是通过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活动,为市场的有序运转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和物质基础。即便有时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活动也会附带产生一定的数额不等的利润,但其基本的出发点或归宿仍然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不是盈利。表现在财政收支上,那就是,财政收入的取得,要建立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筹措资金的基础上。财政支出的安排,要始终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宗旨。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不应也不能带有盈利的色彩。
具体说来,立足于非盈利性的原因还可作如下几个方面的归结:
    1. 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力。拥有政治权力的政府,如果直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追逐盈利,它将很自然的动用政治权力去实现追逐利润的愿望。其结果,很可能会因权钱交易的出现而干扰或破坏市场的正常运行。
    2. 一旦政府出于盈利的目的而作为竞争者进入市场,市场与政府分工的基本规则将会被打乱。由于政企不分,本应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政府行为,很可能异化为追逐私人利润的企业行为。其结果,政府活动会偏离其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性轨道,财政性资金也会因用于牟取利润项目而使社会公共需要的领域出现“缺位”。   
    3. 只要政府活动超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界限而延伸至竞争性领域,包括财政收支在内的整个政府行为,就免不了对各个经济行为主体的差别待遇。如对自身出资的企业或项目,在财政收支的安排上给予特殊的优惠。而对非自身出资或对自身出资的企业或项目有可能产生竞争的企业或项目,在财政收支的安排上给予特殊的歧视。其结果,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财政收支活动,会因厚此薄彼而违背市场正常和正当竞争的公正性,甚至给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造成障碍。
    第三,规范性。它以依法理财——而不是以行政或长官意志,作为财政收支运作的行为规范。
    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建设财政”有所不同,公共财政既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基本着眼点的,它便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直接挂上了钩。不仅财政收入要来自于社会成员的缴纳,财政支出要用于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事项,就是财政收支出现差额而带来的成本和效益,最终仍要落到社会成员的身上。所以,既然大家的事情大家都有份,社会成员对于公共财政的运作便有着强烈的监督意识,从而要求和决定着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规范化:
    1. 以法制为基础。即是说,财政收入的方式和数量或财政支出的去向和规模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不能想收什么就收什么,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或者,想怎么花便怎么花。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的收入,都必须先立法,后征收。无论哪一类项目、哪一类性质的支出,都必须依据既有的制度来安排。
    2. 全部政府收支进预算。政府预算不仅是政府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还是财政收支活动接受立法机关和社会成员监督的重要途径。通过政府预算的编制、审查、执行和决算,可以使政府的收支行为从头到尾置于立法机关和社会成员的监督之下。这即是说,预算的实质是透明度和公开化,并非简单地将政府收支交由哪一个部门管理或列入哪一类表格反映。由此推演,政府的收与支,必须全部置于各级立法机关和全体社会成员的监督之下,不允许有不受监督、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
     3. 财税部门总揽政府收支。也就是,所有的政府收支完全归口于财政税务部门管理——从社会成员那里筹措资金,然后,转手供给各个政府职能部门作为活动经费,而不让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分别向自己的服务或管理对象直接收钱、花钱。不论是税收,还是收费,抑或其他别的什么形式的收入,都要由财政税务部门统一管起来。即便出于工作便利的考虑,把某些特殊形式的收入,如关税、规费交由特定的政府职能部门收取,那至多也是一种在“收支两条线”前提下的“代收”、“代征”。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要切断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同其经费供给之间的直接联系,从根本上铲除“以权谋钱、以权换钱”等腐败行为的土壤。
以如此的标准审视和检验现实的财政收支格局,可以看到,在我国,尽管公共财政制度的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仍有不少亟待矫正、需要完善的地方。通向“公共性”财政运行格局的公共财政建设之路,还很漫长。要真正步入公共财政制度的新境界,还有诸多方面的事情要做。而且,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大的决心、更快的步伐去做。
    第一,以公共性为取向,以均等化为主线,进一步加快财政覆盖非国有部门和农村、农民、农业的进程。以此为基础,通过逐步偿还历史欠账,逐步拉近不同所有制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距离,让政府通过财政活动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效益,无差别的、一视同仁地落在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位居民身上。也就是在财政上要实行并坚持“国民待遇”。
    第二,坚决退出长期处于“越位”状态的竞争性领域,让财政腾出手来专注于公共性支出,从而补足长期处于“缺位”状态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在当前,尤其要确保新增财力全部或绝大部分投向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并避免在与商务经营有关的竞争性领域注入新的投资。从而,让财政收支活动逐渐褪掉同公共性不相容的牟利或盈利色彩,为政府全心履行好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职能创造条件。
    第三,以建立健全财政预算法制为基础,进一步规范财政收支行为及其机制。要将财政收支行为纳入法制轨道,坚持依法理财;要铲除制度外的政府收支,将预算外政府收支纳入预算内管理,形成一个覆盖全部政府收支的财政预算;要由财政部门总揽政府收支,将所有政府收支归口于财政部门管理,并杜绝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任何财政性活动。
    第四,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收支运作的监督,使政府的收支行为从头到尾置于人民代表大会和社会成员的监督之下。无论是经常性的财政收支,还是非经常性的财政收支,抑或超出年初预算框架的财政收支,都要纳入公共视野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途径加以安排。
    第五,按照“以支定收”的思维,在严格界定履行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需要的基础上,重新评估并界定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数字,实现政府与市场的统筹、均衡发展。要站在全局高度、以宏观利益作为取舍税制改革的标准,加快推动以“两法合并”和增值税转型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进程,尽快实现税收制度同经济社会环境的彼此匹配。
    在当前的中国,鉴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在政府,政府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任何举措又离不开“钱”的运作,因而,以夯实公共财政的制度基础为突破口,从而打造一个对于保障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具有重大作用的全面而系统的制度体系,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成为我们的工作重心。
    摘自高培勇《全覆盖之路:公共财政的来龙去脉》

金融监管的理论和实践发展
李扬  学部委员、金融所所长、研究员

    在主流的货币金融学中,讨论的主要问题都是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问题。然而,作为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听任它无政府地自由发展肯定存在问题。这就产生了一个对货币金融业进行监管的问题。基于这一要求和各国事实上没有停止过的实践,并借鉴相关学科特别是管理学的理论和经验,一项新的货币金融学科——金融监管——发展起来。由于监管的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而金融稳定一般涉及经济和金融的宏观方面,有些学者将这门新的学科置于货币经济学的范畴里。
    监管是一个复合词,是监督和管理的合称。在英文中,对应的有两个词:Supervision和Regulation;前者重于监督、管理和指导,后者则强调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控制和监督。这样看来,所谓监管指的是:政府、政府授权的机构或依法设立的其他组织,从降低金融风险、保护社会利益、维持社会安定的目的出发,根据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制定相应的金融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并依循它们对金融体系和金融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控制和指导的活动。这样看起来,过去我们虽然有稽核、监督、审计、管理等等,但它们与监管还不是完全一回事情。
    在金融监管方面,理论界存在着赞成和不赞成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观点。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监管是一种减少或消除与“市场失灵”有关的各种社会代价的手段,因此,监管的目的是保护和增大社会的利益。市场失灵可能因自然垄断而发生,也可能因存在外部性效应而出现,还可能因信息不对称而发生,总之,由于许多因素都可能导致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会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所以,为使社会公众的利益得到保障,实行监管就是必要的。对金融业来说,由于其自身具有极大的公众性,其经营具有很大的外部效应,又由于银行的信息过于专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普遍存在,更由于银行经营的产品具有特殊性,所以,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各国金融制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
    尽管世界各国都对金融业进行非常严格的监管,但是,理论界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监管的攻击。以“芝加哥学派”为首领的一批学者们认为,监管是有害的,这是因为,监管会给社会带来额外成本,而且,所有这些成本都是隐蔽的,至少在社会帐户和政府预算帐户上都反映不出来。这些成本主要反映在“道德危险”、“守法成本”、“经济福利损失”和“动态成本”等四个方面。
    关于监管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一发展归因于信息经济学的产生。自从1961年斯蒂格勒发表了奠基性论文“信息经济学”之后,信息经济学逐渐形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并开始向经济研究的其他领域渗透。信息经济学认为,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将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或者会使违约事件增多,致使不良资产增大,或者会使得金融机构不愿进行贷款,从而引致货币紧缩。为了克服由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这些不良后果,社会便有了生产及时、充分、准确信息的必要。解决这一问题的解决之一是由私人生产并出售信息,于是各种咨询公司、评级公司应运而生。但是,由于存在着“搭便车”问题,使得私人市场不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信息以消除导致逆向选择的所有信息不对称问题。于是便有了第二个解决办法,这就是由政府生产并免费提供给公众,以帮助投资者识别优良公司和不良公司。然而,这种解决办法,客观上需要政府不仅发布关于公司的正面信息,还需要发布关于公司的负面信息;从政治上说,这实行起来十分困难。于是,政府的参与便趋向另一个方向,就是由政府对金融市场施以管理,鼓励公司披露真实信息,并对那些未能披露真实信息的公司予以惩罚,从而使投资者得以识别公司的优劣。所以,在世界各国,均设立了诸如证券交易委员会、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之类的政府管理机构(或自律组织),而且规定了各种各样的准则,它要求在公开市场上销售证券的公司按照这些准则披露有关它们销售、资产和收益方面的信息。
    尽管关于监管的理论争论还可能进行下去,有一点却没有疑问:金融监管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现象。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将金融监管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为核心,正在推动以“巴塞尔协议”为总题目的有效监管框架的实施。
    迄今为止的巴塞尔协议主要有两个:1988年巴塞尔协议和2004年的巴塞尔协议。目前,全球有100多个国家以不同的形式实施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并写入《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成为事实上的资本监管的国际标准。但是,对于一些国际化大银行而言,巴塞尔老资本协议存在许多严重的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缺陷越来越明显。因此,制定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势在必行。
    2004年6月26日,十国集团的央行行长和银行监管当局负责人一致同意公布《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standards: A revised framework),即资本监管制度的新框架。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主要年,就是建立了以“三大支柱”为特点的新的资本监管制度。“第一支柱”是“最低资本要求”。确认银行必须拥有充足的资本,以应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第二支柱”是“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鉴于许多银行监管当局在要求商业银行满足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的同时,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加强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以提高单个银行乃至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把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引入了新资本协议,形成了新资本协议的第二支柱——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这个支柱要求:商业银行对资本充足率达标负首要责任,银行应建立资本评估程序,针对自身的风险状况,对资本充足水平进行评估,并制定保持相应资本水平的战略。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估银行的资本评估和战略,以及监控和确保达到监管资本要求的能力。若监管当局对检查结果不满意,应采取适当监管措施。另外,银行监管当局不应满足商业银行按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运作,应有能力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第三支柱”是“以风险披露为基础的市场纪律”。该支柱要求,银行对其风险概况和资本进行更严格的信息披露,旨在提高市场参与者的能力、阻止银行不合理地承担风险。第三支柱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是,对资本结构(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的构成部分)和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风险暴露计算相关的主要信息进行披露。例如,采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需每年披露与每级评级结果相关的违约预测和每个资产组合实际损失情况。第三支柱还要求对定性信息进行披露,以便解释和说明银行的风险政策。例如,使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应披露:造成损失和高于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监管当局需要制定一些措施,来要求银行遵守信息披露规定。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巴塞尔协议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响应。考虑到我国银行业的具体情况,2006年底发达国家正式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时,银监会的工作重点仍将放在执行好1988年资本协议上。另外,鉴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总体资本充足率较低,业务规模、风险管理水平、国际化程度差别明显的现实,我国确定了“两步走”和“双轨制”的应对策略。所谓“两步走”,就是先执行好1988年资本协议,商业银行应首先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要求,大力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在过渡期结束时(2007年1月1日),确保绝大多数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可以达到或超过8%;与此同时鼓励大银行开发内部评级体系,当条件成熟时采取内部评级法进行资本监管。所谓“双轨制”,就是将来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不搞“一刀切”,具备条件的大商业银行采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进行资本监管;对其他银行,继续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资本监管。
    摘自李扬《金融学的发展》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取得的主要成果
王巍   考古所所长、研究员


    经过项目各承担单位、各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文化谱系与年代测定课题: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师二里头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中心性遗址出土的系列碳样标本进行了加速器和常规方法的碳十四精确测年,为研究这些遗址的相互关系以及当时中原地区文化与社会的发展状况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测年数据。
    2.自然环境变迁课题:对豫西晋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对从豫西的寺河南和晋南的太子滩两个地点的自然沉积剖面中采集的系列土壤样品进行了年代测定、孢粉分析和磁化率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结合对在陶寺、王城岗、新砦等遗址文化层获取的孢粉分析以及对木炭碎块进行的显微镜观察树种分析,初步认识了当时豫西晋南地区的气候特征和植被状况,初步复原了遗址所处地点的原生地貌和变化情况以及当时的自然环境和可能发生过的灾害事件,为研究气候演变与文化发展和文明演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2100年期间,中原地区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适合农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曾有一个气候较为异常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温度的变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这一研究结果不禁使我们联想起古史中关于尧舜禹时期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记载。目前,该地区的气候变化与文明进程之间的关系只是找到了一些线索,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我认为,气候环境的变化对文明演进的影响主要是背景层面的,它可能不是中原地区夏王朝崛起的唯一或最为重要的原因。
    3.经济技术发展状况课题: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四处重点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进行研究,阐明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1500这个特定时间段里中原地区包括农耕生产,家畜饲养,陶器、玉器和青铜器制作等在内的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
    4.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课题:通过对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对这些中心性遗址的修建、使用和废弃年代、布局、功能区分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王权发展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新认识。
    5.综合与总结课题:并对目前国外学术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对国内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对涉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文明与文化、文明与国家、文明形成的标志、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对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文明演进过程进行了研究;为“十一五”期间全面开展中华探源工程制订了实施方案。
    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成果表明,以国家工程的形式,集中相关学科的精兵强将,以中心性聚落遗址的布局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为重点,以中心性聚落遗址周围地区聚落分布的区域调查为基本手段,结合对都邑性遗址重点区域进行适当规模的考古发掘和利用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开展气候环境和经济技术发展等课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在“十一五”期间,将这一成功做法推向全国,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将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摘自王巍《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新进展------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为中心》

简帛学科建设中的若干问题
卜宪群  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在二十世纪人文学科各领域中,简帛学是一门后起之学。但是,由于方兴未艾的简帛发现及简帛所具有的特殊史料价值,又使这门学科今天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国际显学。例如十几年来,由历史所及简帛研究中心主办或合办的三次国际简帛学会议吸引了大批海内外学者。中国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的《简帛研究》和《简帛研究文库》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但是迄今为止,关于简帛学的名称、学科的形成时间、学科的性质等等学术界的看法还不一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一、关于这门学科的名称。大陆最早将简帛研究称为一门学科的是林剑鸣先生,他在《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一书中说:“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中国简牍的研究虽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做为一门专门学问,还没有一个为大家公认的正式的名称,人们只是习惯地称为‘简牍’、‘竹牍’、‘木简’的研究,或分别叫做‘秦简’、‘汉简’、‘汉晋木简’等等。在日本,则一般地称为‘木简学’。如果在上述诸称谓中挑选一个做为本学科的正式名称的话,‘简牍’是比较精确的。……我们把研究简牍的这门学问正式称为‘简牍学’。”很显然,林剑鸣先生是在日本“木简学”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台湾马先醒于1974年出版《简牍学报》,后又成立简牍学社、简牍学会,简牍学的概念应当形成。除了简牍学外,学界还有不同的提法,如有的称为简帛学,有的称为竹简帛书学等。我们以为还是简帛学较为准确。第一,这门学科是按照书写材料的性质来命名的,尽管发现的帛书从数量上来说不能与简、牍相比拟,但这是因为帛书不易保存之故。作为同一历史时期书写材料的一个重要门类,帛书不可不包括进来;第二,“简”与“牍”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书写材料,但诚如林剑鸣先生所说,古代已有将其混用的倾向,可以相互概括。汉代的书籍肯定不是都写在竹简上的,但《汉书艺文志》或称“书缺简脱”,或将“竹帛”连称,显然是用“简”概括了“牍”,而将“帛”作为与“简”对称的一种书写材料。这样讲并不是说不可将简、牍二字连用,只不过用简帛学来规范这门学科的名称更妥帖。而在许多特定条件下使用“简牍”二字,应表明它是简帛学的一个分支,简牍学应包括在简帛学的学科范围之内,正如还可以有帛书学一样。
    二、关于简帛学的形成时间。古代虽然也有简帛的发现但其研究不能构成一个学科,这几乎是大家的共识。近代以来简帛发现和研究都有了极大的进展,但这门学科的形成时间目前还是众说纷纭。试举几家说法如下:
    初师宾在《简牍学百年的思考》一文中说:“在中国近代的考古学科中,简牍学是与二十世纪同龄、并且开展最早的重要学科之一,至今它已有整整百年的历史了。”(《简牍学研究》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郑有国在编著的《中国简牍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一书中说:“简牍研究逐步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近代的事。”
    沈颂金在《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说:“简帛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肇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于八九十年代。”
    向熹在《秦汉简帛语言研究》(吉仕梅著,巴蜀书社2004年)一书的《序》中说:“现在甲骨学、敦煌学都已成为独立的重要学科,研究成果累累,显赫中外。秦汉简帛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大有可为。”
    张显成在《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4年)一书中说:“现在已经形成了一门新兴的独立的学科—简帛学。”
    李学勤有几处略有不同的表述。在《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前言》中他说:“今天简帛研究是学术界迫切需要的一门新兴学科。……事实上,这一学科是羽毛丰满的。”
    在《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序》中他说:“最近几年,简帛新发现的喜讯纷来沓至,研究论著也越来越多,简帛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建立的时机,应该说已经成熟了。”
    在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一书《序》中他说:“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简帛的发现连续不绝。……简帛学已经形成一门羽毛丰满的分支学科了。”
    谢桂华、沈颂金、邬文玲在《二十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一文中说:“经过几代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简帛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堪称继甲骨学和敦煌学之后迅速崛起的举世瞩目的国际显学之一。”
简帛学科究竟是百年前已经形成,目前已经羽毛丰满了,还是时机刚刚成熟、尚在建设发展中,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考古学的分支,学者们的意见甚至同一学者的前后说法都还不一致。什么是学科?《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从目前关于简帛学学科内涵的争论来看,说它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还不十分妥当。
    三、关于简帛学科的性质。限于篇幅我只举几种说法。何兹全在《简牍学与历史学》一文中说:“简牍学包括两部大学问,一是简牍本身的整理研究,一是以简牍为材料开拓中国史的研究,这是简牍的使用。狭隘的简牍学,也可以说只是简牍本身的整理和考订。” 高敏认为:“简牍学应当是把全部出土简牍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纵向、横向研究,从而揭示我国古代简册制度的渊源、内涵、演变及其有关规律的学问。”他反对将简帛研究与简帛学等同。 张显成认为:“所谓‘简帛学’,就是以简帛为对象,运用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如文学、民俗学、军事学、法律学、中医药学、天文学、数学等)的知识方法,研究科学发掘、科学整理、科学保存简帛,研究其形态和内容,藉以反映简帛时代历史面貌的专门学科。” 沈颂金认为:“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简帛学与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简帛学是集文献史料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学术史于一体的交叉学科,具有综合贯通的特点。” 这些都反映在简帛学科的规范提法上,简帛学科的性质定位上,简帛学与其分支学科及其它学科的关系上,我们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四、新材料、新理论、新方法与话语权问题
    历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往往同材料与方法的运用密切相关。但二者又不是截然分开的,新材料能激发新方法的援引,新方法又可以使新材料(当然也包括旧材料)得到更高层次上的解释。就战国秦汉魏晋史的研究来说,可以作为信史的材料十分有限,因此简帛的出土,丰富了史料的内容,使这段历史的研究视野大大拓宽,整体水平提高。但必须看到,二十世纪简帛学所取得的成就,又与二十世纪史学理论、方法的发展与进步不可分离。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被中国史学家接受以后,不仅给简帛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使简帛资料不再仅限于一般史实考证的层面上,也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得到更深层次的检验与佐证。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史学方法的多样化,史学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为简帛材料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深信,对简帛材料深层次的挖掘与利用,将随着史学家对客观历史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深化,也将随着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而愈益显得丰富多彩。
研究战国秦汉魏晋史不能也不可能离开简帛学,但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建立在对二者有充分认识与了解的基础之上。二十世纪在这方面做出卓越成就的学者大体都如此。这些经验告诉我们科学运用简帛材料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任何根据简帛材料来研究新课题或深化老课题的学者,必须建立在对简帛材料、文献材料、学术史几个方面都十分熟悉的前提下,舍弃或不重视简帛材料显然是错误的,但在没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所有简帛材料都视为新材料,对本来文献材料已经有的东西或不了解,或视而不见,或没有研究清楚,就容易导致研究过程中出现盲人摸象、舍近求远的情况。从实际情况看,即使在局部问题上,简帛材料也还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文献材料,至于改写或重写既往历史,彻底推翻前人观点的地方也并非俯拾皆是。
    其次,在历史学的研究层次上,简帛属于基础史料的范畴,其材料的零散性决定了它的作用主要是证史与补史,要使简帛史料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功能,还应充分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特别是要与一定的历史理论、方法相结合。没有一定的科学理论、方法,就无法有效地驾驭、分析史料。因此史学工作者在运用简帛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还应注重根据本学科的具体情况,掌握理论工具,提出新课题,开拓新领域,使简帛材料在更高层次上发挥作用。
    第三,要加强简帛学自身的建设。由于材料的分散、资金缺乏与资料保护主义等原因,史学家真正能够看到实物的并不多,材料的公布也因某些原因久拖不绝,这都极大地影响了简帛学自身的研究进展。我们还注意到,对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性质简帛的类型、风格的科学区分,对册书复原、文书分类、文字释读等专业问题的规律性研究还不够,至如索引、词典等基本工具书的编撰也很少;国内在培养简帛学人材的某些方法上甚至落后于国外;兼通简帛学与历史学的复合型人材也并不多,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思考。
    这些年来从西方学者(包括日本)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包括中国古代历史的方法有很大影响,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也提出了所谓话语权问题。这个话语权就是在研究理论、方法、课题选定层次上的对话。简帛学科的发展可以提供一些借鉴。首先对简帛发掘并重视的并不是中国学者,但中国学者随后紧跟,并驾齐驱,为简帛学的发展奠定了一条正确道路。因此一百多年来简帛学的研究尽管成为了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但中国简帛学界与西方简帛学界似乎并不存在话语权之争。我想原因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中西方学者都高度重视对基础史料的深入研究。因此所提出的问题很多是共同的;二是国际简帛学界有密切相互交流的基础,达成了对很多问题的共识;三是中国学者尽管在一些选题上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特点,西方学者较少涉及,但研究结论亦为西方学者所接受。因此,离开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空谈话语权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不像简帛学界的前辈一样深入研究我们自己的材料、自己的历史,从中抽象出概念体系,话语权只能是别人的。我认为除了别有用心者之外,唯物史观不是构成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话语权的障碍,我们也没有必要盲目跟随西方学者的话语而放弃自己深入的探讨。例如为了适应唐宋变革论,有许多学者削足适履找材料,可仍然莫衷一是。但国际秦汉史学界在简帛大量发现之后对秦制与汉制关系的认识恐怕很少有太多的不同意见了。当然时代不同,话语也必然有所转变,但我们要在国际史学界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具体研究上。
    摘自卜宪群《新出材料与3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关于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有关问题
 
虞和平   近代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1、关于唯物史观的讨论。自2001年以来,对如何认识和坚持唯物史观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近两年来继续受到学界的重视,2006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召开了“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理论研讨会”。有学者指出:唯物史观的运用,虽曾犯过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绝对化的毛病,但是,更主要的是使历史学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 要防止假借理论创新之名,行根本否定唯物史观之实。凡是离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和脱离实践基础的所谓“创新”,不仅不会是真正的创新,反而只会走到复旧的路径上去。 在新的历史时期下,既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要善于用发展着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善于对在长期深入探索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结论进行概括和升华,将历史唯物主义推向前进;促进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 对于某些具体的问题,有学者批评了某些学者将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理论分为“史前社会理论”、“西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唯物史观只适用于西方社会,人道主义则适用于东方社会,以及唯物史观理论早期和晚期的“对立”等错误论调。指出,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看来,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道路有“依次演进”和“跨越式”两种,如果忽视了跨越式道路,或者将其与“依次演进”道路对立起来,那只能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读或曲解。 对于如何坚持唯物史观,有学者提出,唯物史观在整体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上没有其他任何理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但亦已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能够使之重振雄风的惟一途径,就是用能够指导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重新赢得史学工作者和广大青年学生的重视和信任。
    2、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讨论。有学者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在于:想当然地解读、虚构、歪曲和否定历史,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寻找根本没有历史根据的另类“历史规律”和“发展道路”;把支流当主流,把现象当本质,将历史上的某些失误抽象化,并加以孤立地、片面地放大。 目前至少有三种现象需要注意。一是党史研究领域的“否定革命”的虚无主义;二是“新历史主义”等后现代思潮对全部历史的虚无主义;三是影视创作领域对历史教育的虚无主义。 对于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问题,学者们各有不同的看法。赞同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某些解释,与传统史学理论的盲目自信缺乏反思相比,是敏锐而深刻的,不仅更切合事实,也体现出一种理智上的坦率和诚实。 它既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划上了句号,也拉开了世纪史学理论研究的帷幕,使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基本预设和主流观念,特别是其中的以西方历史阶段为规范的历史叙述框架和“客观性”概念受到攻击。 批评者则指出: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的科学性提出质疑,然而其理由并不能真正构成对历史学科学地位的否定。这是因为,唯物史观对规律的认识超越了实证主义的规律观,使得它能够从各民族发展道路中认识历史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因果必然性规律,从而指导人们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完成后现代主义史学所不承认的“宏大叙事”。 对于影视作品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有学者专门撰文指出,历史剧有适当夸张和合理虚构是可以的,但有的历史剧不尊重历史的逻辑和必然性,不坚持唯物史观,大肆渲染唯心史观;把帝王说成是真正的英雄;对各种人物、各种角色进行超越阶级关系的所谓“人性化处理”。历史学和历史剧应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两者都必须尊重历史。
    3、关于现代化(近代化)范式的讨论。在这一方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现代化范式”与“革命范式”的关系问题上,旨在寻求这两者的符合近代历史事实的,科学而合理的结合。有少数人提出要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史范式”,最严重的就是所谓“告别革命论”。对于这种替代论批评,以及若何对待这两种范式的关系问题,胡绳先生和刘大年先生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提出。 近年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以现代化为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即所谓现代化史,虽然是有意义的,可以使读者通过另一种视角看到近代中国的历史,但它也不能替代整个近代史,也不能包涵革命史范式,中国近代史的整体研究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同时,又指出,如果现代化范式只是运用于现代化史这一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侧面的研究,那么它对于全面认识近代史是有积极意义的,是值得支持的。 也有学者分析这一讨论说:运用“现代化范式”的学者有两派,一是“告别革命论”者,这是支流,将其定性为“历史虚无主义”是恰当的;二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论者,这是主流,也是一种更具自身学术逻辑和学术建设意义的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理应受到更大的重视。我以为,用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现代化史的学者,大多数无意于以此代替革命史范式,代替整个近代史,只是把现代化史作为近代史的一个方面,或一个范围较宽并跨越近代时限的专门史来研究的;其所包含的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的内容,主要是从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出发,认为这些改革和革命是近代中国现代化如何进展的前提条件,于是也就成了近代中国争取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从而也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正是由于这样的逻辑思考,所以在研究中,对反帝反封建革命与现代化关系的考察和分析,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不无努力,当然还不够到位,不够妥帖,这是今后的中国现代化史研究需要进一步努力的主要问题。
摘自虞和平《近两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动向》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三个基本问题
杨义  学部委员、文学所所长

    一、时空结构问题:在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
    为什么要在文学的时间维度上增加和强化文学的空间纬度呢?以往的文学研究比较重视时代、思潮,讨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它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的,用这些作为评价标准,来判断它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这些问题当然也非常重要,可以清理中国文学发展的文化脉络,可以划分历史阶段,甚至可以考察我们的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又向哪里去,但是它们基本上是把握时间的流向,空间的问题相对地被忽略了。从我本人的研究来看,我是社科院第一届研究生,1978年到研究生院,那时候是研究鲁迅的,后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写过三卷本的150多万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应该说,我在现代文学的学者中,是比较重视研究文学的空间构成的,30年代的左翼文学我把它区分为上海的左翼文学和南京的左翼文学,除了讲左翼文学之外,我是比较早的研究京派和海派的,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造成了他们的文学性格的不同。我还研究四川作家群、东北作家群、台湾文学。40年代我除了研究国统区的文学、解放区的文学、战区的文学,也研究上海孤岛、华北沦陷区、东北沦陷区、华南作家群等等这么一些地域性的文学。就是说在现代文学的学者中,我是比较重视文学的空间的构成的。但是整个现代文学的研究基本上还是讲现代文学的30年怎么发展过来的,主要还是看重它时间的维度。
    二、发展动力体系:在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第二个学理问题,是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动力体系的考察。除了对中心动力深入发掘之外,加上并强化对边缘动力的探讨。中华文明绝对不是汉族一个民族关起门来创造出来的,而是在汉族和诸多古民族、少数民族几千年互相碰撞、互相交流、互相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出来的。汉族虽然是主体民族,但是它自身存在着主次复合结构,它的存在和发展也只能是整个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尽管在相当多的时期和领域属于主流的、或主导的部分。不研究少数民族就说不清楚汉族,也正如不研究汉族也说不清楚少数民族一样,因为发展到后来都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包括DNA的检测,北方的汉族和北方的胡人少数民族,DNA接近的程度超过了北方的汉族和南方的汉族,多民族间血缘和文化互渗共生已是不争的事实。惟有全面研究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动力系统,才能通解中华民族“能创始强,有容乃大”的文化哲学。
    三、精神文化深度: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第三个学理问题,是关注文化精神在深入中的创建。在文献验证考证的基础上,怎样增强文化意义的透视,是我们研究文学应该从方法论上认真处理的问题。文献的考证是一种硬工夫,应该在材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上尽量做到竭泽而渔。但是从文献的考证中,透视出它深层的文化意义,也是一种真正的本事,应该在学理创新上充分发挥感悟能力和思辨能力。没有意义的考证是一种死的考证,经不起考证的意义是一种空的意义,如果我们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文学研究的操作模式的话,我觉得不妨提倡一种“考证型的透视”,或者“透视型的考证”,用考证提供透视的基础,同时用透视来引导考证的方向。通过这种文献和文化的双重工夫,文学研究可能就做实了,做大了,同时又做得跨越文学本身的边界,跟其它文化领域发生了深度独致的关系。
摘自杨义《重绘文学地图中的方法论问题》

冉皮勒:从他者叙事到自我书写
朝戈金   民文所副所长、研究员

  

    “史诗”一词的英文epic直接来自希腊语的epikos和拉丁语的epicus,从词源上讲则与古希腊语epos相关,该词的原义为词、话、歌,后来引申为初期口传的叙事诗,或口头吟诵的史诗片段。“史诗”这一概念传入中国当在19世纪末期。1879年,清庭大员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就在日记中记述了《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战争,但据目前所见资料,中国最早使用“史诗”术语的人是章太炎(炳麟)。他在《正名杂义》中已径直使用“史诗”:“盖古者文字未兴,口耳之传,渐则亡失,缀以韵文,斯便吟咏,而易记忆。意者苍、诅以前,亦直有史诗而已。”他认为“韵文完备而有笔语,史诗功善而后有舞诗”,史诗包含民族大史诗、传说、故事、短篇歌曲、历史歌等。该文附入其著作《訄书•订文》(重订本)  。后来胡适曾将epic译为“故事诗”。1918年,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中介绍古希腊文学;1922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专门介绍《荷马史诗》,认为《荷马史诗》表达了古希腊民族早期的新鲜与质朴;1929年傅东华以散文体翻译的《奥德赛》全本出版,在中国读者开始完整了解荷马史诗的同时,许多学者也围绕着中国文学史上到底有没有史诗展开了争论。
    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发掘、搜集、记录、整理和出版,不仅反驳了黑格尔关于中国没有史诗的著名论断,也回答了五四以后中国学界曾经出现过的“恼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原来是否也有史诗”?(闻一多《歌与诗》)我们今天知道,在中国的众多族群中,流传着上千种史诗,纵贯中国南北民族地区。其中,藏族和蒙古族的《格萨(斯)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已经成为饮誉世界的“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此外,在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各族人民中,至今还流传着数百部英雄史诗;在南方的众多民族中同样也流传着风格古朴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这些兄弟民族世代相续的口传史诗,汇聚成了一座座口头传统的高峰,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阔景观,也是令中华民族自豪的精神财富。
    然而,回顾中国史诗研究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最早在学科意义上开展科研活动的,大多是域外的学者,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纪。国外最早介绍《格萨尔》的,是俄国旅行家帕拉斯《在俄国奇异地方的旅行》,时间是1776年 。19世纪和20世纪的两百年中,作为东方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中国各民族的史诗逐步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其中有专门著作,而且成果影响大、层次高的学者,有法国人大卫•尼尔(David Neel)和石泰安(R. A. Stein)、蒙古国达木丁苏伦(Damdinsurun)院士、德国海西希院士(W. heissig)、莱歇尔(K.Reichl)、俄苏波塔宁院士(G.N.Potanin)、科津院士(S.A.Kozin)、弗拉基米尔佐夫院士(B.Ya.Vladimirtsov)、波佩(N.Poppe)、日尔蒙斯基(V. Zhimunsky)芬兰兰斯铁(G. J. Ramstedt)、英国鲍顿(C. Bawden)、查德威克(Nora K. Chadwick)美国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等等。如果不算早期旅行家的片断记录,大约从1851年开始,西欧的蒙藏史诗研究悄然勃兴,司卡特(W. Schott)等多人的专论,在《柏林科学院论文集》上连续发表 。稍后的英国和俄国,比较有水平的研究成果也渐渐多了起来,例如名声远播的拉德洛夫等。第一个蒙古《格斯尔》史诗的外文译本,出现于1839年——施密特(I. J. Schmidt)将蒙古格斯尔翻译为德文,介绍到欧洲去,题为《神圣格斯尔的事迹》 (所本为1716年北京木刻版蒙古文《格斯尔》)。此后,有多种译本的《格斯尔》刊行。其中,较出名的还有德国弗兰克的《格萨尔传的一个下拉达克版本》 。我们可以大体将这一阶段概括为“他者叙事”。
    诚然,我国史诗研究的“端倪”,也可以追溯到至少数百年之前。今天所见第一个讨论《格萨尔》史诗有关问题的,是青海省互助县佑宁寺学者松巴•益喜幻觉尔(1704-1788),他和六世班禅白丹依喜(1737-1780)于1779年以信件方式讨论过格萨尔有关问题。后来松巴将有关专题汇集成册,题为《关于格萨尔问答》,收入甘肃拉卜楞寺所藏松巴全集中《问答》之部第11-16页) 。他曾断言:“《格斯尔传》不是佛教经典著作,而是历史人物传记,格斯尔本人曾是安木多地方的小国王”。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松巴的族属,一向有蒙藏两说,难以遽断。就如史诗一样,一般认为是同源分流,在藏族和蒙古族中各成大观。流传地域不同,不仅内容上差别颇大,而且连史诗的名字,在发音上也有区别。藏族叫《格萨尔》,蒙古族叫《格斯尔》。这部超级故事后来还传播到其他民族中,例如,今天见到的其他文本,有土族《格赛尔》,图瓦人《克孜尔》。《格萨尔》在云南与藏族杂居、交往密切的一部分普米族、纳西族、傈僳族中也有流传。同样以手抄本和少量木刻本形式和口头形式流传于民间。 这种大型史诗跨族际传通的现象,颇为特别。
中国史诗按传承地域可分为南北两大系统。除“三大史诗”之外,在南方北方都有源远流长的史诗表演传统。这些史诗一直被人们珍视为民族历史的“根谱”与文化的瑰宝。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中较早为外界所知,研究也比较充分的,当推蒙古语族史诗、藏族史诗、突厥民族史诗传统等。以汉文较早刊发国内少数民族史诗介绍性文字的,当推任乃强先生最早。他1929年考察西康藏区,历时一年;在1930年12月《四川日报》副刊上,两次发表了题为《藏三国》和《藏三国举例》两文。而南方诸民族的史诗系统,介绍和研究工作的起步稍晚,成果积累不如北方系统丰厚。不过,中国史诗从资源到研究,很有特点。例如,从文化形态上说,中国史诗谱型宽厚,横跨五个语系,几十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分类上更有英雄史诗、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三大类型。从传承形态上看,迄今多属活形态;从藏量上说,光是蒙古语族的史诗,就超过百种以上。全国各民族的史诗总数,迄无统计。最保守的估计,也应当在一千种以上。史诗文本的类型就更为复杂了,除了一般学术分类之外,还有若干属于本土知识系统的分类系统,例如藏族的伏藏文本,彝族的公母文本等,不一而足。在不同的传统中,史诗演述也有与其他仪式活动结合起来进行的,例如彝族史诗演述就是口头论辩的一个有机部分。史诗歌手的类型,也颇具特色,仅是藏族史诗歌手,就可以分出至少五种类型来。
   那么回到歌手这条线索上来看,坡•冉皮勒(P. Arimpil 1923-1994)应该名列当今时代最伟大的史诗歌手 。如果不算出现在传说中的江格尔奇,他是我们所确切地知道会唱最多《江格尔》诗章的文盲歌手。对他的首次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采录工作,是在1980年。语言学家确精扎布教授到和布克赛尔,最先采访的就是他。冉皮勒的外甥塔亚博士对采录和保存他的演唱,乃至展开研究,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关于冉皮勒所演唱的《江格尔》究竟有几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9部”的说法,有“15部”的说法,还有“17部”的说法。  各种说法不能统一。 这主要是因为江格尔奇在不同的搜集者面前,往往没有将所会诗章全部唱出,或者是由于新增添了某些部分,或者是由于长久没有演唱,而忘记和丢失了某些部分,却又在以后的演唱之际想起了某些部分,因而使得不同的搜集者得出不同说法的。这个现象恰巧说明,歌手的曲目库,可能出于“动态”的平衡中。增减成为正常现象。不过对于文本分析而言,了解歌手演唱曲目的大体情况,是有帮助的。虽然追根究底地想要知道某位歌手到底会多少曲目,不见得能有明确的结论。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曲目的规模,却是一个歌手艺术上成熟程度的主要标志。民间歌手掌握作品的数量,往往是与他掌握程式的规模成正比例关系的。一旦程式以及典型场景等传统性创作单元的储备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学习一首新的作品,就成了易如反掌的事情。因为那些构筑作品的“部件”越充分,即兴的创编就越轻松。
    对中国史诗歌手(包括冉皮勒)和演唱传统的比较系统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具规模,形成了一批梳理资料全面,论述有一定深度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学者主编的“中国史诗研究”丛书,比较集中地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的整体水平,从“他者叙事”到“自我书写”的转化这时已初露端倪。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史诗研究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简单概括的话,与上面提到的转化相应的,出现了这样几个转向:从文本走向田野,从传统走向传承,从集体性走向个人才艺,从传承人走向受众,从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从“他观”走向“自观”。所谓从文本走向田野,就意味着对一度占支配地位的“文学”方法的扬弃,对史诗叙事的社会历史的和美学的阐释,逐步让位于对史诗作为民俗事象的考究;对史诗文学含义的发掘,逐步让位于对史诗在特定群体中的功能和作用的观察。至于从传统走向传承,则更多关注史诗演述传统的流布和传承,关注史诗的纵向发展轨迹和延绵不绝的内驱力。说到从集体性走向个人才艺,这对于以往的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典律——民间叙事的“集体性、匿名性”是一种补正。有天份的个体,对于传统的发展,具有某种特殊的作用。在今天的中国活形态史诗演述传统中,不乏这样伟大的个人,像藏族的扎巴、桑珠,柯尔克孜族的居素甫•玛玛依,蒙古族的琶杰和金巴扎木苏,朱乃和冉皮勒等等。他们都以极为鲜明的演述个性和风格,为传统文类的发展做出了可见的推动。从传承人走向受众,强调的是把史诗演述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过程进行观察的取向。受众的作用,就决不是带着耳朵的被动的“接受器”,而是能动地参与到演述过程中,与歌手共同制造“意义”的生成和传递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环节。从他观走向自观,则与学术研究主体的立场和出发点紧密相关,与本土学者的学术自觉和自我意识相关。对一个传统的考察,如果既能从外部、也能从内部进行,那我们对这种考察的深度就有了一定的信心。最后,我们说目治和耳治的时候,并不是强调对于民间叙事的“阅读”,从阅读文字记录本转向了现场聆听这样简单,而是建立口头诗学法则的努力。
    诚然,中国史诗学术的自我建构也逐步融入到了国际化的学术对话过程中,本土学者的史诗学理论思考在若干环节上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例如,对史诗句法的分析模型的创用,对既有文本的田野“再认证”工作模型的建立,对田野研究中“五个在场”的理论总结,对特定歌手或歌手群体的长期追踪和精细描摹及隐藏其后的制度化保障,对机构工作模型和学者个人工作模型的设计和总结,以及建立起符合新的技术规范和学术理念的资料库和数据库工作等等。应当特别提及近些年在史诗资料学建设方面,例如科学版本的校勘和出版方面,音声文档的整理和收藏方面,成绩斐然,有多种资料本出版后,赢得了国际国内同行的普遍赞誉和尊重。
    摘自朝戈金《从荷马到冉皮勒:国际史诗学术纵览》

多元文化与文学观念的演变
 陈众议  外文所所长、研究员

  

    文学是特殊的意识形态,不完全受制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而且文学大都来自作家的个体劳动,所面对的也是作为个体的读者,因此是一种个人化的审美和认知活动,取决于一时一地的作家、读者的个人理智与情感、修养与好恶。但另一方面,无论多么特殊,文学又毕竟是一种意识形态,终究是时代、社会及个人存在反映。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文学(从最初的神话传说到歌谣或诗,从悲剧、喜剧、悲喜剧到小说)体裁的盛衰或消长印证了这一点;以个案论,也没有哪个作家或读者可以拽着自己的小辫离开地面。但是,文学的个性体现却是逐渐实现的。在西方,在古希腊文学当中,个性隐含甚至完全淹没在集体性中。从古希腊神话传说到荷马史诗乃至希腊悲剧,文学所彰显的是一种集体意识。个人的善恶、是非等价值判断是基本看不见的。神话传说不必说,在荷马史诗中,雅典人和特洛伊人之间并不存在谁是谁非问题。帕里斯带走了海伦,阿加门农发动战争,但无论是帕里斯还是阿加门农,都是大英雄,没有谁对谁错、谁好谁坏、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在古希腊悲剧中,比如三大悲剧作家笔下,个性和价值观也都是深藏不露的,甚至是稀释难辩的。如果有什么不对,那也是命运的错。俄狄浦斯没有错,他的父亲母亲也没有错,他们是命该如此,而一切逃脱命运的企图最终都成为实现命运的条件。因此,当时关注的焦点是情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讲情节,而且认为情节是关键,位居悲剧的六大要素之首,然后才是人物、语言、性格、场景和唱词。
    古罗马时期,尤其是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善恶观确立之后,西方取得了相对统一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几乎贯穿了整个中世纪。作家的个性和价值取向一直要到人文主义的兴起才开始凸现出来。是谓“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到了浪漫主义时期,作家的个性得到了空前的张扬,甚至开始出现了主题先行、观念大于情节的倾向。正因为如此,相对于席勒的观念化倾向,马克思十分推崇情节与内容完美结合的“莎士比亚化”。但主题先行的倾向愈演愈烈,许多现代派文学作品则几乎成了观念的演示。情节被当作冬扇夏炉而束之高阁。于是文学成了名副其实的传声筒及作家个性的表演场。因此,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大行其道。
    然而,文学终究是复杂的,它是人类复杂本性的最佳表征。就拿貌似简单的“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老命题来说,我们所能看到的竟也是一个复杂的悖论,就像科学是悖论一样。比方说,文学可以改造灵魂,科学可以改造自然。但文学改造灵魂的前提和结果始终是人类的毛病、人性的弱点;同样,科学改造自然的前因和后果永远是自然的压迫、自然的报复。因此,无论文学还是科学,都常常自相矛盾,是人类矛盾本质的鲜明体现。文学的灵魂工程恰似空中楼阁,每每把现实和未来构筑在虚设的过去。问题是:既有今日,何言过去?用鲁迅的话说是“人心很古”。科学的前进方式好比西绪福斯神话,总是胜利意味着失败,结果意味着开始,没完没了。问题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用恩格斯的话说是“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和“自然界的报复”。胜利愈大,报复愈烈。
    摘自陈众义《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外国文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问题
郝时远   社会政法学部主任、民族所所长、研究员


    民族问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相互交织、联系密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为解决民族问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仅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而且也是我国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始终需要不断坚持的基本原则。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进程,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中,需要通过加快发展来推动其解决的进程。但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全面落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应该“包括许多文明的既有经验、自然世界的复杂网络、对人类历史的透彻理解,以及众多科学的研究结晶。”  其中,因地制宜地推动发展,探索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意。
    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的“技术-经济”主导下的发展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概念仍处在严重的不发达阶段”的表现。  而可持续的发展观,则“意味着一方面满足当代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损及子孙后代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  因此,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说就是寻求一种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循环的发展模式。这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新的探索,关系到对发展观念、发展模式、发展经验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认识和再创造。
    就当代世界的现代化发展而言,“发展问题直接遇到了文化、文明问题和生态问题。”西方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教训之一,即“发展主义的思想以经济学和数量的眼光看待事物,从来无视古老或传统社会的文化财富。”  因此,造成了许多传统智慧在尚未得到科学认识、提炼总结就流失殆尽的后果。在我国西部大开发、特别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同样面临着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两种资源”的保护、利用问题。
    实践证明,生物多样性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动和谐世界的进程中需要证明文化多样性是维护人类和平的基础。这是一个关系全人类的课题。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无论山地农业、灌溉农业,还是草原畜牧业、林区游猎业,都包含了许多因地制宜的生产经验和维持生态平衡的朴素知识。这些传统智慧及其所蕴涵的价值观念,是丰富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不可忽视的知识源泉之一,对这些知识的发掘、整理和升华,不仅是“两种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尊重知识、激发社会活力、实现创造性的必要条件。这就需要在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探索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和方式,而不是脱离实际的想当然或者善意想象式的发展,在这方面至今仍存在着某些非因地制宜地取代性发展的教训。
    我们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就解决民族问题而言,这一观念十分重要。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对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传统、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差异,我们要充分尊重和理解,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也不能用强制的方式加以改变。对各民族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努力缩小和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丰富和发展。
    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通过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地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资源,实现各民族人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
    摘自郝时远《当代中国民族问题透视》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前沿
陈光金  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建构,目前还处于翻译引进与研究并重的阶段。近几年来,欧美社会学领域的大量经典著作以及重要的当代著作不断被译介进来,主题涵盖了社会学基础理论、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社会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现代化与现代性、公民社会与公民权利、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重要部门社会学(如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社会政策等)以及社会研究方法等诸多领域,为建设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基础提供了广泛的知识支撑,为拓展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和论题范围提供了有价值的示范启发,为提升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内涵质量和规范水平提供了有益的标准参照,也为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并结合当下的中国经验创立发展本土社会学理论提供了论辩的对象。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建构本土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更加明确。广大社会学教学科研工作者普遍认为,对于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来说,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介和探讨固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运用社会学的比较成熟的范式和方法,通过广泛深入的经验考察尤其是科学的实证研究,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总结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发掘其中的理论蕴涵,进行理论抽象和创新,乃是更加重要更为基础性的工作。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涉及若干重要论题。其中,我以为,有三个方面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
    一、关于“中国经验”的学术理论思考。“中国经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提出来已经有几年了。最早把“中国经验”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提出来的,是研究百年来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最深远的思想遗产的文化理论学者。其后,西方有学者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提出了与所谓“华盛顿共识”相对照的“北京共识”概念,一度在中国引发热烈的响应和讨论,但学术界最终并未对“北京共识”概念形成共识。与此同时,“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之类概念也先后被提出来概括中国近30年的发展经验。在这些概念的相互竞争中,“中国经验”概念获得了更多的认同,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尝试用它来统括他们对成就中国持续近30年的快速发展的特殊经验的理解,不过这些研究往往侧重于中国特定领域发展的具体经验,未能对“中国经验”这个概念本身的学术内涵进行理论化界定。社会学者们则努力对这个概念做了深入的思考和理论的提炼,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自觉。
    二、关于社会整合与秩序问题的研究。社会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把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整合与秩序问题作为其最重要的研究主题。经典社会学家为此构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范式,如社会团结、社会失范等概念以及相关的理论体系。正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现阶段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不同程度地对中国社会的整合与秩序提出了挑战,需要从理论的高度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中国社会学界对此高度重视,展开了大量经验研究和理论探索,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三、关于社会公平公正问题的研究。在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公平公正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公平公正价值不符合人类社会的需要,而是因为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智力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上,公平与效率之间似乎总是存在鱼与熊掌难以兼得两难选择。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们就亲身经历着这种选择之痛。今天,我们正处于财富分配和机会结构显失公平的困境,努力摆脱这种困境正在成为几乎全体国人的急切要求。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也日益高度重视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提出要把实现公平正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对社会公平公正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成了中国学术界的重要前沿课题。近两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参与社会公正问题研究的学者与日俱增,相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呈指数增长,研究质量不断提高,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所占比例不断攀升,并且整个研究开始呈现出体系化的趋势。关于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不公正问题的成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究和解释,其中,传统发展观的偏差、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制度混乱、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排斥、主要社会人口群体的弱势化和边缘化等,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对于一些与社会公平公正密切相关且影响深广的价值命题,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侧重效率,二次分配侧重公平”等,学者们也从理论逻辑和社会现实两个维度进行了辨析和反思,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现在到了对这些命题进行修正的关键时期。正是这样的研究和反思,促使学者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思想,进一步对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依据、机会公正与程序公正、当代人的公正与代际公正、社会排斥与社会歧视等社会公正的多个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
    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加强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的保证,是提升研究质量所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综观近两年发表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到,社会学方法论研究的前沿,已经推进到社会学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社会事实”的认知问题、在认识论层面如何正确把握社会学研究实质的问题以及方法论立场反思等领域。这种推进,实际上是通过对目前社会学研究普遍采用的一些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反思来实现的。首先,现阶段中国社会学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从西方社会学中引进来的,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存在着如何使这些方法与中国社会变迁的特定现实相适应的问题以及种种不规范的问题。因此,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中国面临着进一步规范化和本土化的任务。其次,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普遍采用的问卷调查方法的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强调社会现象因果律的普遍性,研究对象的外在性和客观性,研究结论的可验证性和研究程序的可重复性,这实际上是对自然科学及其研究范式的仿效,忽略了社会过程与自然过程之间的本质差异,因此具有局限性。我们虽然不能因为这种批评而放弃抽样社会调查这种基本研究工具,但在具体开展这种研究的过程中,确实也不能把社会现象研究化约为自然现象研究,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具有自我意识和反思能力的社会行动主体。第三,深度访谈也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越来越多地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必然涉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相互影响的问题。因此,如何能够通过这样的研究发现真正的社会事实,亦即被研究者的社会行动的真实意义,是我们在开展深度访谈研究时不能回避的方法论问题。换句话说,深度访谈本质上是一种在收集研究资料的同时展开对访谈对象的言语的真实意义进行理解的过程。为此,研究者需要暂时搁置自己的知识与立场,通过交谈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生活;同时还要随时保持反思性的观察力,以便能够发现并追问与被访谈者相关的问题与事件。对深度访谈的这一理论分析,从认识论层面初步回答了以往对深度访谈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意义探究目的的质疑。第四,从更深层次来说,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大规模的社会转型时期,而我们从西方社会学引进的诸种研究方法却主要是适合于测量稳定社会的理论模型和技术手段,这种情景误置可能是一个陷阱,跳出这种陷阱的途径之一是寻找适合探索转型逻辑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包括所谓的社会学干预法,即通过积极参与作为研究对象的行动者的社会实践来获取行动者自身的真切知识。最后,有学者对目前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无视中国处于巨大社会转型时期的事实,不能把握社会制度和社会阶级重构的宏观社会过程,却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接受了强调“碎片化”的思维方式这样一种方法论立场提出了尖锐批评。
    摘自陈光金《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

拉美左派政府上台及其变革所引起的反响
 苏振兴   学部委员、拉美所研究员

 

    由于拉美左派政府在政治立场与政策实践上存在“温和“与”激进“之分,它们在国内外所引起的反响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就国内层面而言,在“温和”左派当政的国家,尽管存在着“左”与“右”,或“在朝”与“在野”之间的政见分歧,但并未因为左派上台而引起超乎寻常的政治纷争。巴西卢拉政府和智利社会党人领导的政府都已进入第二任期,说明它们在国内政坛上依然处于某种优势地位。
    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情况就不同了。查韦斯当政8年来一直遭遇到反对派的强烈反对。在2002年4月反对派发动的“72小时流产政变”中,查韦斯一度被政变分子劫持到一个加勒比岛上;政变领导人卡莫纳在“总统”座位上还未坐稳,就采取了几大关键性措施:解散全国代表大会,关闭最高法院,废除玻利瓦尔宪法。查韦斯重新掌权才7个月,又爆发长达3个月的石油大罢工,使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陷于瘫痪。接下来又有对查韦斯的信任“公投”、反对派抵制2005年的中期选举等。朝、野双方的舆论战8年来也一直在以高分贝进行着。反对派虽然在反对查韦斯政府上有共同点,但内部却政见纷纭,组织涣散,群龙无首,2006年大选中反对派竞选联盟的成员竟多达42个党派。莫拉莱斯在玻利维亚的执政之路也不平坦。他要代表占人口多数的印第安人利益,就面临着传统的政治精英集团的抵制。他领导的是南美洲最贫困的国家,却面临着东部4个富裕省份要求自治的强大压力。尽管成立了立宪大会,但新宪法能否顺利诞生还是个未知数。
    国际上的反应需要区分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国家间的关系,二是舆论。各国政府对于拉美左派政府的看法自然是有差别的,但这往往只能从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上反映出来,而不会表现为政府的公开表态。舆论界的反应则是公开的、立场鲜明的,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拉美左派政府表示支持或同情的,第二类是持批判与否定态度的,分别来自于持左翼和右翼立场的学者与新闻界。第三类来自于以拉美地区托派为代表的“极左”派。他们对拉美左派政府也持全盘否定态度,其批判矛头集中于查韦斯政府。不过,这派势力的舆论阵地不大,影响力有限。我认为,在国际反响方面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所谓“民众主义”问题,二是美国的对拉美左派政府的政策。
    当前国际上批判拉美左派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给“激进的”左派政府扣上“民众主义”(populismo,国内许多报刊将其译为“民粹主义”或“平民主义”)的帽子,继而把民众主义说得一无是处。在拉丁美洲,民众主义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即出现于资本主义大萧条后的拉美变革时期,即由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向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转变、由寡头专制向资产阶级当政的转变期。新兴资产阶级由于自身力量相对弱小,采取动员城市下层民众的办法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推动国家工业化,如30年代巴西的瓦加斯政府、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政府、40年代阿根廷的庇隆政府等。因此,拉美学术界对于民众主义的界定和解释是:民众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动员方式。在这种动员方式中,被‘边缘化’的阶层受到蛊惑型领袖人物的操纵。但这种现象是与广泛的社会集团的贫困与边缘化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希望通过社会经济的改善、被边缘化阶层的整合和政党的建立,把公民社会的各种要求导向国家的渠道,以便消除这种‘不正常状态’和‘20世纪的巫术’。”可见,尽管人们承认存在着民众被蛊惑型领袖人物操纵的现象,但并不否认这些领袖人物推行变革的忠诚愿望。拉美的左翼学者(如依附论学派)甚至认为:民众主义不仅是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渠道,而且也是在拉丁美洲未能进行的资产阶级反帝民主革命的一种替代物。是拉丁美洲这种独特社会中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说明,民众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动员方式之所以在拉丁美洲一再出现,是由其特定的社会与政治现实决定的。判定一个政府的左派性质主要在于其所推行的变革是否具有社会进步意义,而不在于采取何种动员民众的方式。右翼学者对拉美左派政府的这种批判完全是其右翼的意识形态使然。
    与以往的情况相比,美国政府近几年来对拉美左派崛起的反应是相对温和的。布什总统今年3月出访拉美5国,其中就包括巴西和乌拉圭这两个左派当权的国家。莫拉莱斯当政后,美国虽然减少了对玻利维亚的军事与经济援助,但依然保持每年6000万美元的经援数额。布什与查韦斯经常互相抨击,关系紧张,但双方经贸关系、特别是来自委内瑞拉的石油供应并未发生变化。
    美国政府对拉美左派采取这种相对“容忍”的态度,大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美国政府的外交受到中东问题等的牵制。2,拉美的左派政府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片。美国如果一律采取高压政策,只能进一步加深拉美国家在政治上的分化,于美国并不有利。美国插手2004年推翻查韦斯的未遂政变,不仅进一步激怒了查韦斯,而且遭到拉美各国的反对。3,美国国内在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以副国务卿香农为代表的一派就主张对拉美左派政府采取接触和谈判的政策。4,美国对拉美左派可能有一个基本的估计,认为这些左派政府的改革不至于对美国构成太大的威胁。如美国学者佩特拉斯所说:“美国对拉丁美洲政权发生的变化做出的回答是很软弱的,其道理是很简单的:这些变化将不会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任何重要的变化,至少是在未来近期之内。”
    我认为,当前美国政府对拉美左派政府所实行的是一种“分化”政策。这可以从四个层面来分析。第一,支持拉美比较亲美的右翼政府。第二,拉拢左派政府中的“温和”型政府,如巴西、智利、乌拉圭、阿根廷等国政府。第三,在“激进”型左派当权的国家两面下注。例如,在玻利维亚,一方面与当权的莫拉莱斯政府保持关系,并继续提供经济援助,另一方面,支持莫拉莱斯的反对派,特别是几个闹地方分离省份的实力派。在委内瑞拉,美国既与查韦斯政府保持关系,又积极支持查韦斯的反对派。第四,在“激进”型左派内部寻找可以争取的力量。例如,佩特拉斯指出:“香农在华盛顿已经提出,查韦斯政府中一个重要的阶层公开接受谈判一项协议,包括维持现状,缓和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批评,巩固天然气和石油的协议,冻结任何旨在使经济国有化的步骤。”
    摘自苏振兴《如何看待拉美左派的崛起》

东亚区域主义的未来发展
张蕴岭    国际研究学部主任、亚太所所长、研究员


 

    区域利益有它的特殊性和它存在的必要性。在全球化时代,区域利益往往体现为向区域所在国家提供保障与扩大利益的“公共产品”,因此,区域合作往往体现为一种“集体的力量”,一方面推动全球化中的利益平衡,另一方面为本地区争得相应的利益。东亚的区域性认同(identity)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都已经是既定事实了,合作进程则是通过创建更多的共享利益与共生制度来进一步发展和增强这种认同。
    东亚的区域主义初始基础是建立在共享的(shared)经济关系和利益上的,但是,政治关系和利益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合作进程有助于化解国家间的敌对与冲突,有助于解决悬而未决的遗留和现实问题。欧洲联合的初衷是通过合作制止战争,实现和平,通过建立共同体使以往敌对的国家在合作中成为友邦。从发展的角度看,东亚地区合作提供了一个各国共同参与、共享利益的区域框架,其进程也会有助于弥合地区的历史与现实分裂,缩小及至化解国家间,尤其是像中日这两个大国之间的许多矛盾。传统的大国战略是争夺领导权和独占利益,在区域合作机制中,大国推行这种战略是行不通的,争夺领导权只会产生分裂,只有协同才可以推进合作。
    一、东亚区域主义面临的挑战
东亚的区域主义未来如何发展?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在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提议成立“东亚展望小组”,由东亚各国的各界知名人士研究如何加强东亚国家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方面进行中长期合作的问题,即为未来的东亚合作设计长远规划蓝图。2001年展望小组向领导人提交了研究报告。展望小组提出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尽管人们基本上已经接受这个概念,  但是,它的内涵是什么?如何推进?这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欧洲联盟的建设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启示,即在一个地区建立起高度一体化组织是可行的。对于东亚地区来说,欧洲联合的最宝贵经验是:其一,通过联合实现了地区关系的改善与融洽,尤其是实现了法德的和解与战争造成的区域分裂,进而实现了地区的长久和平。其二,地区联合的稳定与深入发展是建立在渐进的制度化建设之上的。制度化保证了合作进程的法理性与有效性。
    欧洲超国家的区域制度化经验不能照搬到东亚。东亚必须寻求自己的模式和进程,东亚共同体要符合本地区的实际,有自己的特色。鉴于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较早的确定一个明确目标,或者一个模式,不仅没有多大意义,而且可能有害。重要的是发展进程本身,“运动就是一切”,东亚区域主义只可能在运动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增进共识。
    在未来,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将受到以下挑战:
    第一,政治共识。东亚需要合作,但是,是否需要一个统合的区域组织?对此,形成共识并不容易。东盟是东亚合作的领导者,但是,东盟在建成自己的三个共同体之前不会推动和接受整个东亚的制度化建设。现行的“东盟+”架构对东盟最为有利。“东盟+3”被确定为是东亚合作的主渠道,但是,东盟对这个架构的制度化提升持谨慎的态度。事实上,“东盟+”这个架构已经超越了东亚的地理范畴,成为东盟扩展全球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既然保持现行的架构对东盟最为有利,它为什么要放弃呢?中日是东地区的两个核心大国,两国取得共识是东亚区域主义取得实质性发展的关键,然而,两国在模式选择、地缘涵盖、战略重点等一些根本性问题上,认知相差甚远。中日两个大国不能取得共识,东亚区域主义运动就只能是离散型的。
    第二,制度化建设。区域主义所推动的地区合作的深化体现在不断提升区域的制度化建设。区域制度化建设深化有两个标志:一是建立法律的地区运行机制(如签订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建立地区的金融合作机制),二是建立具有实际功能的地区组织。在东亚地区,尽管“东亚共同体”这个概念已经被各国所接受,但是,对其内涵却认识很不一致。东盟的发展和深化是靠“软机制”,东盟共同体也被设计为是三个,而不是一个,据说,即将出炉的东盟宪章,也是避免赋予未来的东盟共同体以超国家管理功能。也许,东亚的共同体应该参考东盟的模式。
    二、东亚合作的新趋势
    与东亚合作的初始阶段相比,目前出现了新的形势。在东亚地区,区域制度化建设起于东南亚,该地区通过创建东盟,逐步把本地区各国纳入到一个区域合作框架,逐步实现了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并且在稳定和平的基础上开展了经济合作,建立了东盟自由贸易区,提出了构建东盟共同体的目标。东盟启动了与中日韩的经济对话合作,而中日韩利用这个机制启动了东北亚三国的合作框架,并且通过倡议成立东亚合作展望小组,提出了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即东亚共同体的建设。
    按照这个路径,东盟与中日韩的对话合作框架要向统合的东亚合作机制转变:
-由“东盟+3”领导人对话框架发展到东亚领导人峰会,建立东亚区域合作的政治机制;
    -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
    -建立东亚金融合作机制;
    -发展东亚框架下的其他多重合作机制。
东亚合作的制度化建设由“东盟+3”开始,然后视情况扩大到其他地理上属于的东亚的国家。
    然而,近年来,事实的发展没有完全沿这个路线图行进。出现的新形势是:
    其一,东盟对推动整个东亚的制度化建设持消极态度,因为这样东盟会失去主动权,甚至会被边缘化。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上,东盟热衷于扩展由它主导的“东盟+1”机制,没有准备好参与和推动整个东亚的自贸区,看来,甚至在2015年前(自己规划的建成东盟共同体的时间表)都可能不准备真正推动。尽管东盟仍然是东亚合作的核心力量,但看来靠它领导东亚走向深层制度合作,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很困难;
    其二,中日没有共同的东亚合作战略与目标。出于对中国主导的担心,日本希望跳出“东盟+3”的狭窄框架,极力推动“东盟+6”(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大东亚框架。东亚峰会没有沿着原来的路线图设立,吸纳了不属于地理东亚的国家参加。现在日本全力以赴把它变成以东亚合作名义进行的新区域合作机制, 从而使“东盟+3”这个主渠道被架空,甚至被边缘化;
    其三,美国开始采取实际步骤分化东亚合作的凝聚力,一是加紧与主要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区(如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等),抛出以APEC为基础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计划;二是利用各种场合施加压力,对把美国排除在外提出警告。美国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政治战略考虑,即防止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势力发展,尤其是防止中国的作用和影响扩大。
    面对出现的新形势,如何分析和认识未来一个时期东亚合作的主要走势呢?
    首先,东亚合作的已有框架还会维持。鉴于区域合作对各国有利,因此,各国还会积极参与东亚合作的各种机制,并且利用这些机制,提出符合各自重要利益的倡议。不过,在建立东亚共同体这个区域主义的深化标志上,政治基础和理念认同还较困难。因此,从总体上,东亚合作机制在今后一个时期,不会出现明显的制度建设上的提升。以“东盟+3”为基础的东亚合作已经走过了10年,2007 年底领导人要发表第二份声明,提出对下一个10年的展望,看来,下一个10年主要还是进行功能型的合作(领域合作),而不是推动共同体的制度化建设。
    再则,以“东盟+3”为基础的东亚合作的原始动机是应对金融危机,共同的利益基础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即由投资链接的生产网络和以此为基础的区内贸易以及经济增长联动机制,然而,这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益基础是离散型的,利益分布不均等,要求也不一致,因此,各国对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的自贸区合力比较弱。尽管由中国牵头的东亚自贸区可行性研究联合专家组于2006年提出了研究报告,提出东亚自贸区应以“东盟+3”为基础,尽早提上东亚合作日程,但是,东盟没有准备推动,日本不赞成,因此,估计在几年内,难以形成合力推动。各国还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更符合自己利益,更具有选择主动权的双边自贸区建设上。与此同时,日本提出了构建以东亚峰会为基础的“10+6”经济伙伴协定(EPA)倡议,并且动员各种资源加以推动,欲使之成行。这个倡议已经得到东盟中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以及泰国的支持。但是,如果得不到所有东盟国家的支持和中国、韩国的响应,也难成行。日本倡议的提出,使东亚面临是选择“东盟+3”还是“东盟+6”的难题,因此,可能使东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拖后。
    还有,在金融合作方面,在“清迈倡议”的推动下,东亚13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资金互助协议。在双边协议签订之后,各国正推动双边协议的多边化(双边协议链接),建立地区性的危机救助机制。不过,再往前走一步,比如建立东亚货币基金体系,就困难了,更不要说建立单一货币(比如,亚元)了。货币金融合作需要高度的政治合作基础和其他与之相适应的地区合作制度化建设,金融合作单项提升水平很困难,因此,地区金融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是范围扩大,而不是深化。
     “东盟+3”机制是以经济合作为主轴的,但它具有很强的政治含义。首先,它有利于东亚地区各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改善。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东亚地区各国之间存在着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矛盾,“东盟+3”机制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各国可以通过对话加深了解和理解,增加合作,进而改善关系。比如,中日韩三国的领导人的对话就是在“东盟+3”这个机制下发展起来的,2003年,三国领导人发表了经济合作宣言。中国-东盟之间在深化经济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些发展将可能会进一步推动东亚地区建立更加稳定、更加紧密的政治合作关系框架。
    显然,无论是东亚区域主义的理论,还是实践,都处在初始阶段。东亚区域主义是否会导向建立一个统合的东亚共同体,还是很难定论的事。东亚共同体也许最终体现的只是一种理念(处理关系的方式) ,一种地区关系架构(由各个功能性的合作机制构成),而不是一个组织(organization)和一种制度(institution)。
东亚的新区域主义发端于全新的地区和国际环境,东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欧洲实现统一的梦想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东亚也许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摘自张蕴岭《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及其未来走势》

发表时间:2007-07-03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黄英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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