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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总结中国古代史研究,全面推动历史学新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论坛综述
文章作者:宋学立整理 作者单位:科研局 

    2008年9月25-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中国古代史论坛——“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我院召开。历史所所长陈祖武主持论坛开幕式。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以及科研局、历史所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此次论坛为期一天半,共分三个场次。其中,25日上午的会议主要探讨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青铜器、先秦史、经学、文化史、经济史、国学等领域的研究状况。
    清华大学历史系李学勤教授作了题为“新发现青铜器与商周史”的报告。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关于青铜器与商周史的研究,他指出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青铜器与商周史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改革开放推动了全国学术研究的新发展,推动了考古学、田野调查等方面的研究和开展,在青铜器(金文)的研究方面,有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发现,例如何尊追述周武王选都成周的计划,史墙盘和佐盘印证西周列王世系,遂公盨记载大禹治水传说等等;其二,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使得对青铜器的研究也有了重大的思想转变,从考古实物的角度证实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其三,改革开放以来对科学技术日益重视和尊重,众多新的科技能够引进和应用到青铜器研究上;其四,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青铜器与商周史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最后,改革开放以来,青铜器研究、商周史研究和编撰取得了新的成就,如《青铜器全集》等一大批研究成果的问世,使相关研究逐步迈上了新的阶段。
    关于先秦史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凤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震中研究员分别作了题为“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研究的三个重要进展”和“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研究几个重要领域的进展”的报告。朱凤瀚谈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先秦史研究的重点和具体成果,与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思想的解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显示研究贯彻“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对一些重要问题展开新的探讨,一些曾被忽视的研究方向成为研究热点。二是研究热点的转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和文化史成为先秦史研究的热点。三是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的进步。特别是以文献研究为主,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王震中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先秦史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领域。其一,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进展。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他介绍说学界主要围绕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时间与空间、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过程、途径、机制与动力等方面的内容展开研究工作。其二,关于夏代历史文化研究的进展与问题。他说,有关夏文化与夏史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先秦史研究领域的又一热点,其进展是显著的,但也存在值得反思的问题。三十年来,学界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何为夏文化、推定何为夏文化的手段与方法、夏史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成果等几个方面。其三,关于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的进展。三十年来,这一领域的新进展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即以《甲骨文合集》为首的大批资料的著录出版、甲骨文殷商史研究各专门领域的进展以及十一卷本《商代史》的完成等。
    关于经学研究,清华大学历史系彭林教授作了题为“经学与经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他说,中国古代学术体系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中国传统学术是以六经为源头的。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经学研究开始复苏,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关于经学研究的未来,他提出要想使未来的经学研究有好的发展,首先要在学科体系上有所突破。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完全是按照西方学科体系划分的。西方化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引入中国需要很好的消化和抉择。经学乃是中国学术的根本,但是当前中国经学缺少研究。他建议成立经学系,设立经学研究的课程体系,把自发的个人研究转化成一种有规模的、有组织的行为,并建立一个与之配套的学科体系。经学的发展在青年,现在我们还缺少必要的机制来吸引青年学者加入到这一研究领域。关于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所王育成研究员做了题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文化史研究例说”的报告。他总结说,三十年来文化史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通史类研究、专门史类研究以及专物、专事等文化点位等三个方面。虽然在上述三个方面取得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成果,但是目前文化史研究尚存在着学科界定不清、重精英文化、轻民间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所栾成显研究员做了题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栾成显介绍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术研究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进入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总体上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原有研究的推进与深化、理论方法的多样化与创新、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中心的转移、中外交流的热点问题等。关于理论方法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始终居主导地位。同时各种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社会学的理论、人类学的理论等也被应用到经济史的研究中来,历史地理学、历史人口学、环境生态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被广泛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形成了一种多学科交叉融会的潮流。在理论创新方面,研究者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思想活跃,勇于探索。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重心的转移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发展和与现代化有关的问题上来。传统经济的再评价成为研讨的主题。区域经济史研究大为拓展。中国古代三农问题受到重视,市镇研究取得长足发展。环境史学视野下的经济史研究方兴未艾。
    中国人民大学黄朴民教授结合当下的国学研究,做了题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国学研究”的报告。他说,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推动了国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国学研究乃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国学的主题是以文化的推广为背景的。此外,他还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学教育、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刊物的发行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他提出目前国学研究尚存在着一些需要克服和讨论的问题,诸如国学的概念、内涵,国学的学科门类、学科体系归属等等。
25日下午的会议主要探讨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宋辽金西夏元史、敦煌文献等领域的研究状况。
    历史研究所杨振红研究员做了题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报告。她介绍说,30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专业性学会、研究机构和杂志相继创立;二是对外交流扩大;三是信息化的广泛运用;四是研究人员大量增加;五是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并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她将30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从时代上看,秦汉史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西汉,而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北朝研究较热;其二,对传统领域例如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其三,研究领域的扩大,除了上述传统领域外,以社会史为首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其四,新出土文字资料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简帛资料、墓志资料和吐鲁番文书;其五,研究的问题越来越专精,越来越细。与此同时,她还谈到了目前这一领域存在的问题。诸如,宏观的长时段的研究不足、与国际学术的对接尚不够充分、大量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等等。
    关于隋唐史研究,历史所黄正建研究员作了题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报告。他总结说,改革开放对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观念方面的影响。研究更趋理性化、客观化,对人物评价、阶级的看法、阶级斗争的研究都改变了以往教条、平面化的研究观念;其二,国力强盛对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影响。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资料的发现和整理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对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三,面向世界的影响。他认为国内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世界学术界的影响的;其四,研究方法的改变。
    关于敦煌文献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郝春文教授作了“30年来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新进展”的演讲。他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敦煌文献原件图版的刊布工作基本完成;二是敦煌文献释文的整理与刊布正在进行当中;三是包括对归义军史的研究、对莫高窟史的研究、对唐代均田、赋役、户籍、法律制度的研究、对少数民族历史语言、宗教的研究在内的各专题、各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关于敦煌文献研究整理未来工作的展望,他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公布原材料的工作还应该抓紧进行;二是全面录校工作应该加快速度;三是各领域各专题的研究有待深入;四是综合、宏观的研究有待展开;五是应该加强交叉学科研究。
    关于宋元史的研究,历史所江小涛副研究员做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宋辽金西夏元史研究”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这一历史时段的包括社会经济史、制度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人物研究和传记、文献史料整理等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他谈到,总结三十年宋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和趋向:其一实证性的研究仍牢固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二传统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少新的趋向;其三“横向联合”的条件已经成熟;其四“纵向打通”的趋势日益明显;其五学科界限开始被打破;其六资料范围不断拓展,等等。   关于辽金西夏史研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时代特点: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学术研究;二是重视对某些事关全局的“传统问题”、重大问题的再认识;三是将辽宋夏金作为整体史研究,重视诸政权、各地区的互动研究,探寻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规律;四是对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的贯通性研究;五是大量的考古新发现,为辽金西夏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六是借鉴和吸收新的研究方法,拓展了研究领域;七是专业研究队伍分布相对集中,等等。关于元史研究,他介绍称还有以下一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首先是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其次是考古成果的吸收与借鉴;第三是专题研究的深化与新领域的开拓;第四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及时了解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华瑞教授作了“近30年宋史方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取向的分析与思考”的报告。他着重介绍了国内宋史研究的基本状况、论文选题的变化、影响选题取向诸因素分析等方面的内容。此外,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治安教授作了题为“元吴澄八思巴字宣敕官告初探”的报告。
    26日上午的会议主要探讨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明清史、中外关系史、思想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社会史等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最新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
    关于清史,历史研究所杨珍研究员做了题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清史研究”的报告。她的报告共分为良好的学术环境与广阔的发展空间、清史研究广度与深度的拓展和几点思考等三部分。关于清史研究广度与深度的拓展,她谈到清史研究的长足发展首先体现在三十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支充满朝气、锐意进取的研究力量;其次是新时期清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出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最后是新领域、新视野、新方法共同推动了清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发展。她总结说,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需要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总结、分析不同阶段的清史研究状况,应当进一步提倡学术原创性,坚持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鼓励研究者保持、发扬学术个性,提倡学术风格多元化。同时处理好西方理论与本土研究对象的关系,应当在坚持唯物史观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要处理好拓展新领域与深化老课题的关系,要处理好使用计算机与人脑思考的关系。
    关于三十年来的思想史研究,历史研究所张文修副研究员做了题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报告。他主要从研究方法的引入与丰富、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西方汉学专著翻译与引介、专题研究的深化与创新、研究视域的转换与拓展、新领域的开拓与发展——现代新儒家、思想价值的讨论与重估——“五四”思潮、通史著作的问世与研究范式的尝试等八个方面介绍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学术成就、特点和走向。他说,对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使我们深切地认识到,中国思想史的真正突破,在于立足丰富的历史资料,还原真实而又深刻的真理;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发掘其中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对原典的体悟,和古代圣贤智者进行心灵间的对话。
    历史所吴玉贵研究员做了题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研究”的报告。他的报告共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三十年来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二是三十年来历史文献学学科发展趋向。他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世纪末大约20年的时间里,史学史专著和论文数量已超过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这50年的总和,不仅研究水准有了提高,关注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也都进一步得到了拓展。这二十年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和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史学史的编著不断涌现;其二,史学史专题论集、史学史辞典、史学史资料集的不断出版。关于历史文献学学科,他谈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历史文献研究门径的书目题跋类文献的整理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新出土或新发现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是硕果累累。总体上说,三十年来,我国的历史文献学研究呈现出四多四少的趋向:即对新出土或新发现的古代文献研究较多,对传统历史文献研究较少;对秦汉及之前的古代文献研究较多,对魏晋南北朝及此后的历史文献研究较少;影印出版的历史文献较多,校勘整理的历史文献较少;标点校勘的历史文献较多,进行过系统文本研究的历史文献较少。三十年来历史文献学在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历史研究所毛双民副研究员、定宜庄研究员分别作了题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历史地理研究”和“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社会史研究”的报告。
    最后,历史所副所长卜宪群研究员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其报告的题目是“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报告共分为研究环境的变迁与人才队伍的培养、研究领域的拓宽与学科体系的完善、理论视角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未来发展等四部分。他说,随着社会转型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深入人心,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环境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回顾30年来的历程,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即人才培养有了制度化的保障、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有了长远的发展规划、开放的信息交流渠道已经形成、学术研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大为改善,等等。三十年来,无论是断代史还是通史、专门史,其突出特点是研究领域的深化和拓宽,学科体系构建逐步完善,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关于理论视角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他介绍说,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正本清源,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和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的重新认识,对外来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引入等等,使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手段与研究范围有了诸多更新。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得到深入和加强;其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其三,外来史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结合。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未来发展,他提出改革开放还在深化,中国古代史研究也将会迎来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首先,对若干重大问题的关注还将持续;其次,受外来史学方法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等现实背景的影响,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视野与领域还将拓宽;再次,以新材料带动新问题的研究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各断代史、专门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学科生长点。甲骨文、金文还时有发现,数十万枚的简帛还有相当一部分尚未整理或出版并且新发现方兴未艾,敦煌吐鲁番文书、西夏文书、徽州文书、墓志碑刻以及各种民间文书、域外汉籍珍本的新发现、新整理都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性资料;最后,摆在史学家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解放思想,破除教条,不仅要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提出研究课题,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特点,而且要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中国特色。

发表时间:2008-12-05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黄英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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