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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综述
文章作者:宋学立 作者单位:科研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于2008年1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同志出席论坛并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致开幕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局、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全国各省市文物考古所、在京部分高校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此次论坛,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文物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相关媒体、出版单位对此次论坛进行了全面地报道。
    武寅指出,每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由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已成为社科院重要的学术论坛之一。这样一个关于中国考古新发现的学术论坛,是根据现阶段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特点和考古学科发展的需要而创办的。在考古学的发展进程中,考古发现始终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在今天,进行科学发掘、从有限的发掘中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深化综合研究、注重遗址保护,以及促进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结合等,又是考古发掘与研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就是为了通过全国考古学界的交流,来促进学科新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始于2002年,是中国最新考古信息的交流平台、重大考古发现的展示舞台和考古新进展的学术讲台,旨在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新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本次论坛共分两个主题:一是200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二是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一、200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围绕“200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这一主题,共有六位学者发言,论及的考古发现包括:良渚文化古城、四川汉源县麦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河南荥阳市关帝庙商代晚期聚落遗址、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河北磁县东魏皇族元祜墓等。
    就良渚文化古城考古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斌作了题为“东海之滨的文明曙光——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古城”。他的报告主要围绕良渚文化古城的地理环境和位置、良渚遗址的主要构成、良渚古城的发现等问题展开。从2007年3月开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对良渚古城全面的考古调查,至2007年11月初最终确认了围绕在莫角山四周的良渚文化时期古城墙的分布范围。根据目前调查和试掘的初步结果,良渚文化古城的范围,南北长约1800~1900、东西宽约1500~1700米,总面积约290多万平方米。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为正南北方向。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在石头基础以上再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而成,底部宽约40~60米。城墙保存较好的地段高约4米,许多地段已被破坏。就该发现的重要意义,他谈到良渚古城是在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这一时期最大的城址。良渚文化古城的发现,不仅为研究良渚遗址群130多处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空间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再次证明了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区域是良渚文化的中心,为我们重新认识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以及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意义提供了全新的资料,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实证。
    就四川汉源县麦坪新石器时代遗址而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家祥作了题为“大渡河畔史前居民的家园——四川汉源县麦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报告。他首先介绍了该遗址的区域范围、地理环境以及横断山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麦坪遗址位于四川省汉源县大树镇麦坪村,地处大渡河中游南岸的二、三级台地上,现存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2006年5月至2007年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的主要文化内涵属新石器时代,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揭露出一处史前大型聚落,共发现房址34座、灰坑106个、墓葬7座,并由此确认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其中,出土的遗物主要包括石器和陶器。石器包括锛、刀、凿、网坠、钺、双端刃器、锥、饼、球、斧、研磨器、饰品、砍砸器、刮削器、打击石片等。出土陶器主要有罐、钵、壶、纺轮等。谈到该遗址在考古发现上的重要性时,他提出众多墓葬的发现,为研究葬式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为研究大渡河流域早期先民的种族、葬俗等提供了新线索。众多房址的发现对四川地区聚落考古的开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房屋建筑形式的变化对研究5000~4500年前大渡河中游的环境变迁及当时的人类生活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麦坪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距今约5000~4500年,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对研究大渡河流域乃至整个四川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吉平作了题为“北国古代先民的安魂之所——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的报告。他介绍说南宝力皋吐墓地位于内蒙古扎鲁特旗鲁北镇东南约40公里,所处地貌呈半沙化草甸景观,是大兴安岭南麓草甸与科尔沁沙地的交汇地带。该墓地的年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2006年和2007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墓地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共7600平方米,清理墓葬347座、灰沟2条、灰坑2座,出土各类陶器、石(玉)器及骨、蚌器等750余件。出土的随葬陶器包括筒形罐、双耳壶、尊、钵、豆以及动物造型的壶等。石器包括镞、石片、钻和刮削器、斧、锛、凿和磨盘、磨棒等。墓地同时还出土了玉器、松石饰品、骨器、蚌器等随葬品。就该墓地在考古学上的价值而言,他谈到该墓地处于东北地区各种史前文化交错融合的敏感地带,它的发现对于构建东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素婷结合河南荥阳市关帝庙商代聚落遗址作了“商代社会生活的缩影——河南荥阳市关帝庙商代聚落遗址”的报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6年7月至2007年12月对关帝庙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该遗址位于河南省荥阳市豫龙镇关帝庙村西南部,现存面积约10万平方米。 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商代晚期、西周、东周、汉代、唐代、宋代、清代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尤其以商代晚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共发掘灰坑1620余座、墓葬230余座、灰沟12条、房址20座、水井26眼、陶窑22座、灶坑3座、祭祀坑17座,出土铜、陶、石、骨、蚌、角等质地的遗物近千件。关帝庙遗址是黄河以南地区首次大面积揭露的商代晚期聚落,发掘所见居址区、墓葬区、祭祀区布局清晰。此处保存完整的商代晚期聚落的发现,对了解该遗址的布局、功能及其聚落形态,以及探讨商代晚期的聚落结构和社会形态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发掘过程中,对地质地貌、动物、植物、人骨、石制品以及各类测试土样等考古信息的全面采集,为聚落考古、古代环境、生业方式、人类行为等学术课题的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就江西地区的考古新发现,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长青作了题为“南方青铜文明的新发现——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的报告。2007年1~10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江西省靖安县水口乡水口村李洲坳发掘了这座东周墓葬。他主要阐述了该墓葬的地理位置、发掘概况、探方法发掘、墓葬结构以及文物保护等几方面的内容。该墓内共埋葬有按一定顺序放置的棺木47具。棺木排列密集,大小基本一致,主要为东西向,少量为南北向,其中28具保存基本完好。能够检测性别的人骨均为女性,年龄在15~25岁之间。葬式多为侧身屈肢,有少量仰身直肢,一些头骨上还保存有发髻及发带。随葬品包括铜质小型工具、木质纺织工具及陶纺轮、漆勺等,少数随葬有原始青瓷器、青铜鼎、彩绘漆剑等。截止目前,共出土各类文物650余件,包括竹木器144件、青铜器30件、玉器13件、漆器12件、原始青瓷器7件、金属器5件、金器1件、纺织品300余件。此外,还发现了一批动、植物遗骸标本。就墓葬的特点来讲,他谈到该墓葬是目前我国发现埋葬棺木最多的一坑多棺形墓葬。墓葬出土的人类遗骸以及大量随葬品对于研究中国纺织史、文化史、先秦时期南方地区的人类体质特征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他推断该墓葬所代表的是一支具有深厚越文化因素,又受到某些楚文化风格影响的青铜文化。这也反映出,春秋时期在赣西北地区可能存在一个具有发达的青铜文化的政治集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朱岩石作了题为“北朝贵族的身后世界——河北省磁县东魏皇族元祜墓”的报告。他介绍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于2006年9月至2007年7月对河北省磁县北朝墓群的M003号墓进行了发掘。该墓在地表残存有少量封土,高约1.8米。墓葬坐北朝南,由斜坡墓道、过洞、天井和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全长约25.5米。在墓室内西侧发现了已经完全朽坏的一棺一椁,棺内有一具人骨。棺椁以东分布有随葬的陶、瓷器和陶俑、模型明器、墓志等遗物。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总计190余件,其中有彩绘陶俑144件。在墓室入口的封门墙之下,出土了一盒青石墓志。据出土的一盒青石墓志可知,该墓是葬于东魏天平四年(公元537年)的皇族、徐州刺史元祜之墓。他提出,该墓葬的发掘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不仅明确了东魏皇宗陵的地域,而且为研究东魏时期社会制度、生产技术、丧葬习俗、艺术特色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
    关于“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与会学者重点论述了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问题。在主题发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冀分别作了题为“考古与大遗址保护”、“关于大遗址保护的几个问题”的主题报告。就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王巍谈到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根,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的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遗产保护特别是大遗址保护工作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环节。我们的工作做得如何,关系到我们的民族、国家的形象和声誉,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围绕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不能将考古工作与文物保护工作对立起来,科学、合理、有计划的考古发现并非对大遗址的破坏,而是对大遗址的保护。在“关于大遗址保护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徐光冀先生着重阐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大遗址保护的特点及其难点。他介绍说中国的大遗址数量多、面积大、文化内涵丰富,且土质遗址为多数,与地方基础建设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因此保护难度大,这也构成了中国大遗址保护的特点和难点。第二,大遗址整体保护的理念。他提出大遗址保护的思路是整体保护,其中考古工作是前提,可以采取在勘探的基础上再作大规模发掘的方法逐步进行。第三,做好切合实际的保护规划。保护规划的制定最根本的是保护遗址的本体。第四,保护与展示的关系。他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应当在保护本体的前提下,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展示,但不可作破坏性的展示,范本末倒置的错误。第五,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在这一点上要处理好遗址和博物馆之间的比例关系,博物馆不宜建大,前者是主体,后者是客体。
    在考古发掘研究与考古遗址保护个案介绍部分,共有九位同志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大会发言。涉及的考古遗址保护个案包括:良渚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偃师商城、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等。首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斌作了题为“良渚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主要收获”的报告。他介绍了良渚遗址的发掘情况,特别是反山贵族墓地、瑶山祭坛遗址、良渚古城的保护情况以及当地政府、民众对遗址保护的重视情况。他提出大遗址保护应坚持整体环境观,在遗址上种植苗圃和建设所谓生态园是对遗址的新形式的破坏。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女士作了题为“良渚遗址保护规划制定的基本理念和策略”的报告。她的报告主要介绍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大遗址“整体保护”理念与规划结构、良渚遗址在保护总体规划中的代表性、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基本理念和策略。她提出,所谓对大遗址整体保护就是对遗址价值的承载体进行全面的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队长石自社先生作了题为“隋唐洛阳城遗址的主要考古收获”的报告。他首先阐述了隋唐洛阳城的地理位置和发掘历史,重点介绍了隋唐洛阳城遗址的重要发掘收获,包括城门遗址如定鼎门、长夏门、应天门等遗址的发掘,里坊和市场的发掘以及宫城与皇城的发掘情况。陈同滨女士以“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规划制定的几点策略”为题,阐述了隋唐洛阳城保护规划制定的编制背景、总体保护规划的目标。她谈到,对隋唐洛阳城的保护策略是,整合考古成果与建筑历史研究成果,结合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指导和深化城市建设区的大型考古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展示。
    关于偃师商城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谷飞研究员作了题为“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报告。他主要介绍了偃师商城的环境背景、地理背景、人文背景以及偃师商城的形制与布局。他谈到偃师商城是商汤灭夏所建的商代早期都城,该商城遗址总面积近200万平方米,考古发现包括城墙、护城河、城门、道路、水系、宫城、官署、平民聚居区等。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城市研究所所长姜中光先生就商城的保护问题作了题为“偃师商城保护规划工作的体会”的报告。他谈到,在商城遗址的保护规划中,考古工作的支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商城遗址是一个地下遗址,该遗址的保护与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规划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矛盾。为了更好的保护商城遗址,同时又不影响当地的城建工作,解决问题的原则就是尊重地方政府的城建意见,同时必须坚持保护文物的底线不动摇。保护工作要充分利用当地城市规划的有利条件,坚持整体保护的工作理念。此外,保护规划的制定仅仅是遗址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保护规划的实施。
    就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龚国强研究员作了题为“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报告。他介绍说,大明宫是唐代都城长安城中的三大宫城之一,始建于唐贞观8年,废弃于唐天佑元年,前后共270年,是唐代最重要的政治中枢,它见证了唐朝的繁荣与盛衰。他的报告主要介绍了大明宫遗址的保存现状、考古阶段和展望。他提出大明宫遗址考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57-1961年、1962-1994年、1995年-至今。当前,大明宫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是配合大遗址保护工作逐步展开。西安市规划设计院白惠亭先生结合大明宫遗址的保护规划作了题为“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保护规划的主要思路”的报告。他谈到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保护规划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文物保护与地区改造、经济发展、区域交通以及城市形象的关系问题。保护的原则是,保护第一、合理开发、科学管理、永续利用、统一规划、分布实施、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保护方案为内部重保护、外围重开发。坚持有序考证沿革、有效保护碎片、有机延续肌理的规划理念,有效保护大明宫遗址。此外,西安市文物局副局长孙福喜先生结合大明宫遗址保护与管理工作介绍了大明宫保护改造区的构想。
    报告会后,与会学者围绕上述遗址的保护与规划工作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重点探讨了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应当采取的主要对策、考古发掘研究在大遗址保护中的作用与意义以及大遗址保护的基本原则、理念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此次论坛所取得的成果将进一步推动考古工作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机结合,推进我国大遗址保护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促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为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贡献。

   
发表时间:2008-02-13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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