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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举办—“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文章作者:宋学立整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前的五四运动,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乃至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响应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办、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5月3-5日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原副院长丁伟志、汝信,学部主席团秘书长何秉孟出席了5月4日的全体会议。王伟光发表了题为“论五四运动的真正革命意义”的重要讲话。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研究员主持大会开幕式。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地区的学者近百人出席了会议。
    王伟光指出,在90年前的今天,爆发了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主义革命运动,即五四运动。今天,纪念五四运动,就要真正地认清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总结五四运动的革命经验,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伟大精神和优良传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90年前的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标志。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它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近代历史展开了新的篇章,五四运动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社会主义开启的革命意义。
    王伟光强调,五四运动致使中国近代史发生重大变化,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实现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功不可殁。五四运动直接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导致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导致中国人民选择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道路。它的历史地位在于:第一,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经验引进中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第二,致使中国阶级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推动工人阶级代替资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第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理论、阶级力量和干部准备,推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四,促成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理论联系实际、与工农结合的革命道路,标明中国青年运动和知识分子发展的正确方向。
    王伟光提出,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所倡导并高扬的三面大旗,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发扬光大的精神遗产。五四运动所体现的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精神有着明确的、具体的、历史的、革命的含义,这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鲜明特征和具体内容。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与五四运动结合在一起,又可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潮流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鲜明特点。这个鲜明特点表明,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所推崇的民主、科学、爱国主义精神发生了根本性质和具体内容的转变。
    王伟光最后强调,真正继承和发扬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光荣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坚决不妥协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人民民主,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爱国主义的伟大理想。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又不失时机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更加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共产党最鲜明地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精神,最彻底地实现了五四运动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主张。今天,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泛化的,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研究员作了题为“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新起点”的主题报告。他提出,之所称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的新起点,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开端。在五四运动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带有明显的被动性特征。只是在被侵略,被压迫到不能忍受的时候,民族意识才得以复苏,才有民族自卫的行动。从1917年中国正式加入对德、奥两国的战争时起,中国人开始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开始在世界上主动地为争取民族权力而斗争。这是由五四运动激发起来的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的第一个新特点。其次,在五四运动中觉醒起来的民族主义,已不再仅仅局限于自己一个国家的范围,由于中国人主动参与世界事务,他们对世界大局,对世界各国增加了了解,感受到世界规模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潮流,认识到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历史命运的共同性。五四运动所带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是与世界主义,或者说是与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从此,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便与世界一切被侵略、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说,五四运动把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其实质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有力支援。第二,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政治革命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迅速发展壮大,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政治革命步入新阶段的最重要的标志。五四运动中最核心的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外争主权”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内除国贼”就是打倒国内反动军阀统治集团。随着斗争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军阀统治集团,是人民求解放的主要敌人。在此前,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明确自己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中国人民认识到,要救国,要取得人民的解放,必须对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坚决反对一切反动军阀势力。第三,五四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造成了中国民族文化复兴的重大契机,或者说,造成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大枢纽。关于新文化运动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他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革命运动造成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利器。二是新教育的迅速发展。三是在中西文化沟通中产生民族文化复兴的自觉意识和必要的精神条件。四是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进一步扩展。关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发生的负面影响,他总结为三个方面:即激进主义、泛政治化、迷信群众运动。他提出,数十年来,一直有人,特别是新儒家学者,对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持否定的态度。其实,我们肯定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人并非完全否认这两个运动有其负面的影响。只不过,我们不赞成因此否定这两个运动的积极意义,不赞成把其负面作用夸大成为主流。总结五四以来的经验,我们应当充分注意激进主义、泛政治化和迷信群众运动给我们的事业带来的危害,在和平改革的环境中,努力学会以理性的平和的心态面对一切问题,以目标和手段相统一的观念和方法去解决各种问题,使我们逐渐摆脱激进主义、泛政治化和迷信群众运动的种种教条的羁縻。
    本次会议安排报告大会1场,分组讨论12场,国学研究论坛1场。科研局副局长王正主持报告大会,共有三位学者分别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作了发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郑师渠作了“五四后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的报告。他指出,五四后,随着“新文化运动”一词的产生,出现了一场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热烈讨论。时人在概括身在其中的新文化运动本质的基础上,探讨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根本出路等重大的问题,并最终逻辑地引出了关于运动发展趋向的三个不同取向:普及文化、提升学术与转向社会革命。从其后的历史发展看,三者虽不应等量齐观,但无疑都有自己的合理性。新文化运动不仅催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善果;而且,从长时段看,新文化运动依文化发展自身的逻辑,沿着普及与提高两个向度即纵深发展,终至成为常态,有力地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基础;从广阔的视野看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可以说,它同样为中国现代文明政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长期起作用的“非政治的”即文化思想的基础。
    日本一桥大学坂元弘子教授作了“五四时期的女性主义及其思想来源”的报告。她认为,新文化运动以后,各报刊杂志上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说沸沸扬扬,这是因为这时的新闻媒体较此前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而冲破旧式家长制以及反对奠基该制度的儒教传统规范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发展到了可以在公众舆论中涉及生殖和性这个禁区的程度,从这点来说,可谓是一个划时期的壮举。不过,五四运动爆发的那年,妇女运动的中心人物几乎都是男性知识分子,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有一个象征性的事件,即“追悼李超女士”。坂元弘子教授首先围绕这个事件,结合胡适、蔡元培对此事的反应来探讨梁漱溟的女性观同时,根据众多主要登载于妇女杂志上的有关节制生育和优生学的文章来探讨它们对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分析它们对后家父长制的家庭结构之构思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研究员作了“鲁迅与‘五四精神’”的报告。杨义认为,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奠基人,鲁迅对于“五四失精神”而蜕化成另一种文化权力,感到诸多苦恼。他坚持五四启蒙精神是“扫荡废物,催发新生”,在实践的层面上力主改造国民性,其出发点、精神实质和原创精神都非传教士所能同日而语,不能误读为“殖民话语”。其解答新的时代课题所形成的危机意识、历史意识、世界意识等“思想三维度”,赋予其创作以强大的思想力度。鲁迅深化了五四民主思想,站在苦难中国的立场上,形成一种底层民众本位的思想。鲁迅从五四出发,在社会实践中诠释了真正的五四精神,并依照时代提出的新要求不断补充发展,使之深化和光大。
    在“国学研究论坛”专场中,共有四位学者发表了主题演讲。其中,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李喜所教授作了题为“五四反孔的三点启示”的报告。他提出,五四反孔是一座“富矿”。仅就其反孔的方法和手段来讲,就可以得到多方面有益的启迪。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孔子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文化的问题只能用符合文化本身发展规律的方式来解决,五四反孔较多的是政治革命式的大批判,淹没了最初设定的文化式的学理解析,结果是思想震撼有余,持久的文化积累不足。其二,孔学积聚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同步。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超越经济社会基础的孔子“革命”,无论走多远,还可能还原到起点。其三,文化的变革是渐进的、改良的,非革命的。从五四反孔实践所提炼出的评判的态度、学理的研究、国民性的改造,是解决孔子问题的合理途径。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何晓明研究员作了题为“‘五四’精神三思”的报告。他谈到,五四是思考的年代,是争鸣的年代,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千年一遇的激动人心的岁月。关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略,关于在中西古今文化大交汇、大冲突、大融合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战略选择和实现途径,思想界、文化界议论纷发,热烈争鸣。“五四”以后90年的历史证明,激进主义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虽然在现实的社会政治层面没有获得真正的实践的机会和成功可能,但依然在思想文化乃至意识形态领域持续地并将继续发挥不无积极意义的作用。这一切,都是五四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高瑞泉教授作了题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哲学”的报告。他认为,我们今天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果要对历史做出真正的辩证的综合的话,就一定要有文化的自觉,这种自觉既包括对传统的连续性的尊敬,也包括对非连续性的肯定。文化的发展一定既有连续性,又有非连续性,否则就只是重复,而不是创造。创新往往包含着三个侧面:首先,要有飞跃,即断裂性的东西;第二,创造不能凭空出现,所以要有传统的连续;第三,并非所有的创造都是突然完成的,往往它需要一定程度的累积,点滴的进步在最后出现了创造性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说,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都各有所得,对三者的辩证综合对我们理解现代文化、理解我们自身、以及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化使命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河南商丘师范学院李可亭教授作了题为“钱玄同国学研究论析—以经学思想为例”的发言。报告主要阐述了钱玄同经学思想的形成、发展、主要特征及其反封建意识和对古史的重建等方面的问题。报告人提出,钱玄同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精通今古文经学及其发展与斗争的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他不泥家法,超然今古,对经学进行辨伪、考证和批判,认经书为史料,还经学为史学,从而在促成传统经学向现代性转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钱玄同的经学思想既有很多精到之处,也有不少偏激之言。正确认识和评价钱玄同的经学思想,既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利用发展传统文化的需要。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几十年来的五四运动史研究、五四时期的思潮、五四与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与现代中国及其文化的走向等专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讨论;与会学者结合新的时代趋向,更加明确肯定五四民主与科学传统的深远历史意义。

发表时间:2009-06-08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黄英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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