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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举办“影视与文学创作的现状与问题”学术报告会
文章作者:刘延玲 整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为响应这一号召,针对我国影视和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发挥学术贴近现实、服务社会的作用,2010年9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青年研究中心协办的“影视与文学创作的现状与问题”学术报告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
    中国传媒大学仲呈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白烨研究员分别作了题为“当前影视艺术创作及鉴赏现状思考”、“新演变与新挑战—文学现状的观察与思考”的报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主任江蓝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文史哲学部相关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学部工作局的有关人员,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媒体记者近百人参加此次论坛。
    仲呈祥首先分析了当前电影生产的现状。就产量而言,我国电影年产量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百余部上升至今500多部,俨然已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但就质量而言,大量电影平庸且格调低下,难得有一、两部上乘之作。没有质量的数量没有意义。
    其次,目前媒体营造的文化氛围很引人忧思。对GDP的盲目追求,造成重物质轻精神的文化失落,也带来文化的悖论。一方面呼唤经典、大师,却又冷落身边的经典、大师;另一方面,一批非经典、伪大师却借助强势媒体的力量被捧上天。影视艺术工作者没有担当起塑造大众文化眼光的责任。同样,若文化“走出去”的作品张扬的不是“天人合一”、“和谐”等民族精神,国家的形象和软实力则会受到更坏影响,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第三,影视文化像“宝塔”,塔底的作品应丰富、多样化,通俗但不低俗,不能突破伦理底线;位于塔尖的影视艺术作品应高雅,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但在市场的作用下,劣者升顶,优者落底,甚至要被挤出塔身。引领民族精神航程的应是优秀艺术作品,在这方面,杰出的专家、学者的作用大过那些实践艺术家,而前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第四,衡量影视艺术的标准问题。恩格斯提出了“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并明确将其界定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今天代之以票房、收视率来引导影视创作,市场成了检验文艺作品的唯一标准。目前的体制,电视台是国家的,但创收靠的却是电视台自身。为了吸引广告商,电视台一味追求收视率,并存在收视率造假问题。而且,用同一范式来要求受众各异、层次、内容、风格不同的节目,这种标准很荒唐!为了赢得票房,电影创作不是靠真、善、美,而是靠炒作来体现价值,这是中国电影的悲哀。在这一问题上,电影理论界的导向错误也是使电影创作“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根源之一。比如流行的观点在“艺术性、思想性”的标准之外加上“观赏性”,所谓“营造视听奇观”,使影视艺术由“养心怡神”变成“花眼乱心”。打着“人性”的旗号消解“美”,趋向“三俗”;消解“历史”,解构历史人物,趋向历史虚无主义。在哲学层面上,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模式,使影视创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刚刚走出“政治”,便陷入“市场”,摒弃了“题材决定论”变为“题材无差别论”,就是不考虑艺术、审美标准。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生产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精神生产的本性是超功利的自由创造,因此物质生产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是死敌。总之,国家政府正在积极抵制和纠正教育产业化带来的恶果,文化产业化面临同样问题。
最后,仲呈祥借用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说法,希望中国影视创作也能进入“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的境界。
    白烨从2003年起,一直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情报告”研究项目,对于文学与文坛的整体演变的情形与总体格局的变异,有自己的观察与观感。他认为,其一、新时期以来的30年文学,可分为三个阶段、三次浪潮:70年代后期到整个80年代的“新时期”,以政治浪潮为中心的文学演进;90年代时期,基本上面临的是经济浪潮的影响与冲击;进入21世纪之后的“新世纪”,是由传统媒体的转向与网络媒体的新兴联袂构成的信息化与媒体化大潮。在这三个相互衔接与彼此递进的阶段里,文学都遇到了以前未曾遇到过的巨大冲击与挑战。
    其二、文坛现状的“三分天下”:与以前的文学时期相比,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文学,因为社会生活的疾速发展和文化环境的剧烈变异,使得文坛不可能不相应地发生变化,出现三分天下的局面。过去的文坛,大致上是以专业作家为主体队伍,文学期刊为主要阵地,作协、文联为基本体制的一个总体格局。这种传统结构模式在进入新时期的80年代之后,就在种种革新与冲击之下,发生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异。如政治意识形态让位于文学本体理念,民间写作大量涌现,等等。而90年代以来的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变革,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得文学赖以存身的经济基础、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在被动应变和主动求变的两种动因之下,文坛开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比如,几十年来基本上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型文学,已逐渐分泌和分离出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市场化文学(或大众文学),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或网络文学)。
    传统型文学或主流文坛,在过去,基本上就等于整个的文坛。市场化文学是在文学图书的大众化出版与商业性营销的过程中逐渐浮出水面的。新媒体文学从现在看,主要是网络文学,但从发展看,手机文学也在蓄势待发,极有可能借助其新的功能的开发获得长足发展。网络文学与博客写作是近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而迅速崛起的一个领域。以小说产量来说,80年代年产小说100部左右,90年代由初期的300部左右至末期700-800部甚至1000部,2009年以后小说年产量多达3000部。以作者来说,中国作协不足万人,加上地方作协人数不超过5万人,而上海“盛大”集团的文学网站签约作者则多达130万人。
    其三、批评自身的新变与分化:置身于多变又缭乱的环境,经受着潮起潮落的冲击,文学批评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也使自己发生某些微妙的异动与显见的新变,也有“一分为三”的趋势。这就是:以传统形态的批评家为主体的专业批评,以媒体业者及媒体文章为主角的媒体批评,以网络作者尤其是博客文章为主干的网络批评。
    其四、诸多问题与严重挑战:文学在其发展变化之中,产生新矛盾,出现新问题,是难以避免的,甚至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不足为怪。但目前文坛存在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发见与重视,且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这些问题从宏观方面来看,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对于新兴文学板块关注不够,市场化文学与新媒体文学都缺少应有的研究与批评;第二,价值标准多元而混乱,没有形成一定的共识,不同的观念之间也缺乏沟通与宽容;第三,文学阅读需要引领,对于不同的阅读需求要作具体分析,不要一味强调“适应”与“满足”。
    在面向读者和服务读者的时候,不同的环节都要有一个包含了低端更包含了高端的整体读者的概念,甚至要选取一种就高不就低、就雅不就俗的人文立场与基本尺度,至少用一种中性的姿态,在适应读者中引领读者,提高读者,使文学、文化产品既在经济建设中释放一定的能量,也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最后,白烨在谈到当下文学问题的超文学性与复杂性时认为:“从多种意义上都可以看出,当下文坛的问题,不只是创作的问题,批评的问题,或生产的问题,传播的问题。它虽然主要表现为文学的问题,它在根本上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教育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时代的问题。这样去看待和理解问题,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和把握文坛丰繁而复杂的现状,进而促动文学的和谐与健康的发展。”
    学部委员江蓝生、汝信、林甘泉,荣誉学部委员张炯在会上发言。他们都赞同两位报告人的基本观点和分析,交流了对如何评价《唐山大地震》、如何使学者的共识普及并起到引领广大群众的作用、“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等破坏文化的“伪文化”现象等相关问题的看法。
    江蓝生作了总结发言。她说,文化格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道德追求以及审美情趣,绝对不能小看和置之不理。在当代人类社会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突出问题 ,当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时,另一方面精神生活与之相较却极为不平衡。北大叶朗教授曾在一段讲话中说,200年前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进行哲学史演讲时,曾对那个时代轻视精神生活的社会风气感慨万分,黑格尔说“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所做的斗争,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环境所束缚并且被部分地牺牲在里面”。 叶朗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不但重现了200年前的这种情况,而且显得更为严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种危机和隐患,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冷淡、挤压、驱赶。所以,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她认为,这个学术会议的意义在于,我们社科院有许多从事文学艺术研究的学者,应该回应时代的这一要求,学术研究应该关心现实,应该投入到社会生活当中去。我们不能只做现实生活的旁观者,而应该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白烨同志多年关注当代文学发展趋向并据此作出自己的思考,我院应该有更多这样的学者,充分发挥文艺批评在引导文艺创作、提升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文化是国家的血脉和灵魂,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精神、没有灵魂,信仰和理想不可或缺,核心价值观的传承非常重要。一切有责任感、有作为的文艺工作者,包括文学艺术研究者,都要以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有利于提高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审美品位为己任,希望我院学者能把自己的研究和现实问题相结合,不时地在报纸、网络上发出我们的声音,起到正确引领的作用,为繁荣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文化作出贡献。
                             

发表时间:2010-09-28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黄英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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