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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动力与宏观运行的新特点——《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运行风险与宏观调控》简介
文章作者:赵志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当前中国经济上升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运行风险与宏观调控研究”于2004年申请并获得批准。课题最终成果为专著《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运行风险与宏观调控》,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9年6月出版。
    一、研究背景
    肇始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压力,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中国政府向外界做出了人民币汇率不贬值的承诺,并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国内需求。2001年之后,随着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经济出现了恢复性上升势头。与此同时,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2001年中国加入WTO和成功申办北京奥运会,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阶段。美国911事件和新经济泡沫的破裂,投资风险的加大,国际资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场所,中国成为国际资本的首选目标。在内外各种利好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经济步入新一轮高增长轨道。
    然而,在高增长的同时,国际收支失衡、消费投资比例失调、投资过热、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环境污染、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差别扩大等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带来了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面对机遇、迎接挑战是经济学界必须回答的问题。
    二、主要思路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之上,而每一位研究者都是根据记忆中现有的理论框架去分析现实问题。根据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有关研究,该书作者深深感到总结和把握中国经济特点的重要性。只有把握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特点,才能够实现理论创新并提出中肯的政策建议。在研究中,该书特别注重对中国经济特点的把握,并提出中国经济的特点已经发生以下四点变化:第一,中国实现了从小国经济向大国经济的转变。第二,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第三,中国实现了从国有经济为主体到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转变。第四,中国实现了从集中决策的单一计划经济向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的转变。
    该书对这些转变的宏观经济内涵有着深刻的理解,并认为“从小国经济向大国经济的转变”意味着开放的小国静态模型已经很难解释中国的现象,因此,中国经济运行研究需要大国宏观模型的支撑,创建大国开放模型成为该书的主要研究方向。从小国经济向大国经济的转变还意味着,在国际商品市场上,中国因素越来越重要,中国在国际商品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变化提高了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从小国经济向大国经济的转变还意味着,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范围从国内逐渐扩展至国际,中外货币、财政、汇率政策互为内生变量。
    “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意味着可贸易商品和资源定价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实现了定价的国际化,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的发生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流动性过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但过去那种价格暴涨暴跌、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不大可能发生,通货膨胀主要表现在不可贸易品和资源类商品的价格上。这就对传统的通货膨胀指标-消费物价指数的有效性、合理性提出了挑战。据此,该书认为,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该使用更全面的指标GDP缩减指数,近年来,该指标的增长率远远超过消费物价指数的增长率。
    “从国有经济为主体到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转变”也有宏观经济含义。在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情况下,企业执行的是行政领导的意图,利润和成本在决策中的地位低、甚至被忽略,因此,出现了国民经济高增长、低效率,利率对投资不敏感,宏观调控的数量调控优于价格调控等现象。然而,“从国有经济为主体到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转变”说明企业决策模式发生了变化,利润和资金成本成为企业投资决策的主要考虑,这时候仍然坚持投资对利率不敏感的观点就会误导货币政策,使宏观经济运行偏离均衡轨迹。
    “单一计划经济向分散市场经济的转变”的宏观经济含义在于,计划经济是全国一盘棋,一个国家相当于一个企业,而国有企业实际上仅仅是这个企业一个生产单位,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是由中央计划决定,一旦决策失误,整个国家都要遭殃,宏观经济以大起大落为特征。在分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从宏观的角度,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大为下降并得到了分散。“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回避风险机理在此也是适用的,可以部分解释“经济增长的高位平滑”现象。
    从研究方法上,该书综合采用先进的数理方法,并以数值模拟、计量分析和国别比较和归纳作为辅助方法。数理模型是直接进行定性分析的工具,但是,由于某些数理模型的非线性性质,模型解的显式表达式往往不可得。这时,数值模拟就成为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的有效途径。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影响的大小和程度、理论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都需要计量分析加以验证。因此,该书也特别注重利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另外,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对不同国家同一时期或者同一发展阶段进行比较,归纳总结他们之间的共性,可以获得别国的经验教训,再把我国的情况和发展阶段与他们进行类比,可以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趋势看得更加清楚,使自己少走弯路。
    三、主要内容及其政策含义
    该书围绕经济长期增长和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政策两个方面展开。长期经济增长研究主要是从长期、供给的角度考察一国或地区潜在产出和潜在经济增长率及其决定因素。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主要研究由于需求因素、体制因素、政策因素变化导致实际产出高于或者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从而出现经济不平衡现象。
    1、关于经济增长潜力研究
    一般而言,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采取渐进式改革战略的转型期的经济体而言,体制改革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另外,根据新增长理论,具有外部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等特点的公共基础设施,不仅对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有外部效应,而且对经济增长有潜在的长期影响。因此,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等同于考察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以及潜在产出的决定因素,看这些决定因素对增长是否具有持久的影响。为此,该书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素: 1.制度因素:中国经济增长路径、模式与大国效应;2.人口因素: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3. 技术与资源因素:资源约束、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4. 改革与管理因素:渐进改革与私营部门发展; 5. 国际借鉴: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 中俄比较; 6. 公共投资: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大国效应与模式转变”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逻辑和机理,阐明了从乡镇企业大发展到制造业逐步具备全球竞争优势的技术进步路径,指出了政府干预在低成本竞争和外向型扩张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提出了增长路径转变过程中的政策选择思路。本文认为,随着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小国”逐步成长为“开放”的大国,为保持宏观政策的自主性,需要政府主动改变干预模式、积极参与国际协调,避免外部的“强制调整”。
     “渐进式改革与私营部门发展”与“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 中俄比较”两部分对中国私营部门发展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改革内生于一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没有固定和最优模式。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体制转型还远远没有结束,体制改革仍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对中俄两国渐进式改革和大爆炸式改革实践的比较研究说明,从中、短期而言,渐进式改革比较好地处理了企业发展规模与企业家能力的匹配问题,因而优于大爆炸式改革,是成功的。但是,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还局限在宏观经济指标层面,没有解决好垄断问题、行政效率问题,没有解决好发展成果的共同分享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收入不公、地区差别。渐进式改革使一部分人富裕成了现实,而共同富裕仍然是一种愿望和理想。渐进式改革还会遇到官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使权利成为少数人的牟利工具。
    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来看,人口和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一文用一个含中青年人对幼年人抚养和对老年人赡养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人口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通过对人口红利问题的一般均衡分析表明,在未来一二十年内人口红利因素是存在的,但是对其作用不能估计过高。
    中国人口规模大、人均资源拥有量低,因此,资源是经济增长持续性的重要瓶颈。但是,随着开放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资源配置的范围从国内走向全球,资源瓶颈的制约比从前大为下降,但是,资源瓶颈的减弱并不能改变在全球范围内资源有限的状况,因此,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不具有持续性,建设节约型社会仍然是必要的。对“资源约束、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表明,在资源消耗不加速的条件下,维持高增长必须依靠技术进步,通过技术创新克服资源瓶颈。因此,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应该引导资金、技术、人才向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技术研发和第三产业转移。
    公共基础设施被证明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一文认为,发展基础设施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人口规模和集中度相联系。基础设施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影响也是不一致的。基础设施对消费有重要影响。例如,在中部和东北地区,电力基础设施对农村消费有积极影响,在东部和东北地区,低等级公路对农村消费有重要影响。
    2、关于宏观经济形势与对策研究
    对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研究,该书力图在已有的分析框架里加入中国特殊因素。判断宏观经济所处的状态,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认识经济波动规律,另一方面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从均衡的视角去判断经济的冷热。该书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角度有把握中国经济运行的新特点。
    首先,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从试点开放向全方位开放过渡,使得过去那种由经济大起产生的国内产能过剩的现象不再以压缩供给和经济衰退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出口增加、贸易顺差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二,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避免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单纯以数量控制手段为主,加强了价格调节的作用,使得生产部门比过去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第三,分散经济显然更具有稳定性和抗风险性。第四,技术进步使农业季节波动幅度下降。传统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有明显的季节周期。但是,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作物的生产的季节波动被部分克服。例如,现在发展起来的大棚蔬菜、大棚水果,表现为明显的反季节特征,使过去的蔬菜、水果淡季不淡,农业生产周期波动幅度下降。第五,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多种多样,有利于政治稳定,从而有利于经济稳定。
    有了对经济增长趋势的判断和对经济特点变化的认识,该书对宏观运行中出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理解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关于宏观运行风险,该书有选择、有重点地研究了以下问题:1. 商品市场:双重失衡与高位增长;2. 货币市场:流动性过剩的认识误区与政策选择;3. 汇率问题:大国模型与汇率体制选择;4. 房地产投资:外资、外汇与房地产;5. 就业: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就业状况分析。
    就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政界和学术界对经济形势判断存在很大的分歧,如果不对这些分歧不加以澄清,可能给高层决策带来很大危害。从近年来出台的政策来看,给人的感觉是没有对症下药,调控结果与政策目标差距较大。例如,连续三年出台的旨在调控房地产、稳定房价的政策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房价越调越高、老百姓越来越不满意;投资过热、节能减排的任务也没有完成;2007年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的政策目标在上半年已经被突破。 “经济失衡与流动性过剩”一文提出了“双重失衡与高位增长”的判断。外部均衡的条件要求经常项目差额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保持均衡,即经常项目的差额应该被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抵消。但是,自1990年以来,经常项目除了1993年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资本项目除了1998年也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近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额以30%的速度持续递增,成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国家之一。持续的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这种失衡的经济结构不仅给人民币带来了升值压力,也给央行货币政策运用带来了困难。
双重经济失衡的局面与对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与政策关系存在认识误区有很大关系。该书在考察了学术界的观点之后,发现对流动性过剩和货币政策存在五大认识误区,可能导致决策者犹豫不决,恶化宏观经济的失衡状态。这些误区包括:提高利率会导致外资进入套利,所以不应该提高利率;提高利率会增加储蓄、抑制消费,从而加剧流动性过剩,所以不应该提高利率;投资对利率不敏感,所以不应该提高利率;消费物价指数低于3%,没有通货膨胀压力,所以不必提高利率;加息增加购房者负担,使低收入者更买不起房,所以不应该加息。
    对这些认识误区该书从理论和实践上逐一进行了澄清,提出了解决流动性过剩、投资热、房地产热等问题的政策组合。其中包括:一、利率、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联动;二、取消利息税,开征物业税;第 三、调节外部失衡要善用汇率政策,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范围,放松对资本流出的管制,促进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四、打破每次提高0.27个百分点的货币政策模式,根据情况适当扩大利率调整的幅度,可考虑每次提高利率0.36或0.5个百分点等。 
    在汇率问题上,该书在“大国模型和汇率体制选择”一文中建立了一个大国模型,刻画了大国货币政策相互作用的机理,指出大国货币政策的非独立性和大国协调的必要性。以此为基础,在“人民币汇率重估、实证分析与政策含义”一文中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证明:第一,2001-2005年人民币汇率处于低估状态;第二,作为开放大国,有必要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三、适度调整汇率不会改变贸易顺差态势。此后的中国货币汇率变化趋势表明,这些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和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给了外资套利的想象空间,则人民币存款的低利率政策则成就了外资进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 “外资、汇率与房地产”与国内资产价格联系起来,其实证分析表明,汇率升值一个百分点可以导致房地产价格数个百分点的上升,因此,由升值产生的泡沫极大地损害了本国消费者的利益,造成了两极分化。因此,我国政府迫切需要反思目前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对外资进入房地产领域加以严格的限制。在房地产消费领域,重视物业税对住房投资和投机需求的调节作用。

 

发表时间:2010-04-30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叶子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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