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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西方史学的科学分析——《20世纪西方史学》简介
文章作者:于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沛研究员主编的 《20世纪西方史学》一书,2009年8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对该成果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学术价值、主要特点和有待解决的问题等介绍如下:
    一、本书结构:
    全书分八章,它们分别是:
    第一章: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该书的总论,主要是概括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变化的基本特点;同时也意在说明,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与史学发展的密切关联。
    第二章:传承与变革,20世纪西方史学的渊源。阐述悠远的撰史传统,从古典史学、中世纪史学到近代史学、现当代史学;风云际会的欧洲史学,主要内容是德国兰克史学派以及法国的史学;历史学范型的转变,新史学的萌生。
    第三章:历史主义传统的变迁,阐述20世纪的德国史学。主要内容是历史主义的兴起;作为史学范型的古典历史主义及其危机;从保守派到批判社会史学派;德国的妇女史、日常生活史和文化史;战后德国史学理论的发展。
    第四章:史学范型独领风骚,阐述20世纪的法国史学。主要内容是法国史学发展的国际背景以及社会历史环境;学术渊源与传统史学的联系;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等著名史家的重大贡献;史学发展新方向,如计量史学、心态史学、历史人类学、新政治史学等;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
    第五章:经验主义史学传统的活力,阐述20世纪的英国史学。主要内容是党派史学之争,如自由派史学、保守派史学、工党史学等;古奇关于19世纪西方史学的独特考察;卡尔关于历史学自身问题的反思;汤因比与西方近代文明的论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巴勒克拉夫与全球史研究。
    第六章:从欧洲传统到自身传承,阐述20世纪的美国史学。主要内容是从科学史学到新史学,如从班克罗夫特到鲁宾逊等;现在主义或进步史学;相对主义使学盛行;战后史学的新取向,如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妇女史与性别史的问世;新社会科学史学诸派——多元化研究。
    第七章:反叛传统与史学变革,阐述20世纪后现代主义史学与新文化史。主要内容是新文化史的崛起;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史学述评。
    第八章:西方史学观念的更迭,阐述20世纪的西方历史理论。主要内容是对20世纪历史理论的概括,以及这些理论的渊源;历史真实性问题;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历史中的隐喻问题。

    二、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研究外国史学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营养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史学,有利于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因而,这种研究应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不能脱离中国历史学的历史与现实。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张旭东教授最近在谈到中国文化问题时,提出“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或“我们现在怎样做中国人”。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他说:“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对于个人和集体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中国人获得‘现代性’的代价是只知道‘现代性’而不知道中国,这会是很可悲很滑稽的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
    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即对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视而不见,妄自菲薄;而对外国史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则盲目夸大,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乱发议论,夸夸其谈,用一些晦涩的“新概念”、“新术语”非常轻率地否定中国传统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甚至企图用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改造中当代中国史学。
    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文化的独立性,面临着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严重挑战,这种挑战在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中,也必然会有所表现。在近年美国的国家政策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始终将“文化”和“新经济”、“高科技”并列,极力使以美国文化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用西方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托夫勒教授等认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不再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目标,知识的控制是明日世界争夺的焦点。谁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将掌握未来的世界。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对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因此,要独立地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思考,就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寄希望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得到阐释。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就寸步难行是不行的。不仅在国际政治上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在学术上也是如此。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不是去适应强势文化国家的全球化模式,以及这一模式在史学领域中所体现出的种种规范;也不是去抵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拒绝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积极内容,而是要主动地积极参加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中去。
    综上所述,摆在当前中国史学界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对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理论认真研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对其中一些有益内容可以有选择地批判地汲取,为我所用。对我们说来,西方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理论的价值在于提出了什么问题,而不在于他们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例如,西方史学强调理论分析、理论概括,对历史过程也强调理论描述,尽管这样或那样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理论基础上,但却同样给我们以启示,使我们也应该重视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只不过我们的史学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理论,而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与主要内容
    研究20世纪西方史学,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通过详尽准确的历史考实,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既不能从概念到概念,空洞地叙述史学发展的历史;也不能自始至终罗列事实,将史学发展的历史,变成彼此没有关联的事件的堆砌。本书遵循上述基本原则撰写,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在西方,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或历史学家的世纪,崇尚“客观主义”的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遍及欧美诸国,历史学得到充分的发展。但进入20世纪后,西方史学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在“新史学”的旗帜下,批判地继承19世纪史学成果,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1912年,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强调史学“需要一个革命”,首先举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向传统史学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他的代表作《新史学》既是史学革命的纲领,也是史学革命的产物,被公认是20世纪世界史学名著。
    在20世纪初欧美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1929年1月中旬,跨学科的史学季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现名为《经济 社会 文明年鉴》)在法国问世,以布洛赫(Marc Bloch)、费弗尔(Lucien Febvre)等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力主打破实证主义史学的局限,重视心理史、人口史、生态史和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对20世纪法国和整个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继续在新史学的轨道上发展,其主要标志是最终完成了始于战前的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化;同时新史学也开始了自身的嬗变。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不仅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就,引起西方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认为,“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 在欧美各国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最大。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团结在她的周围,编辑《近代季刊》等历史研究刊物,努力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研究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世界政治格局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需要人们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做出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史学已经显得无能为力,不得不借助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主要有社会史学、文化史学、人口史学、心智史学、心理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
    自20世纪初至今,西方史学在职业化的方向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历史学最终成为形态完备的人文学科。与此同时,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不断加强,适时满足社会生活的要求。在百余年时势变迁和史学发展中,形成了有独自特点的热点领域和思想流派,如法国年鉴学派、历史人类学、全球史、环境史、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等。

    四、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本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实际出发,对西方史学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概括和总结。编写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研究,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而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赋予其新的社会意义,可以选择其有益内容为我所用,广泛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其一:“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世界政治格局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需要人们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做出回答。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使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了。这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合乎规律发展的结果。它不仅体现了战后西方史学理论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一些重要的历史过程或历史现象更重视理论性的描述,借助跨学科的方法充分发挥历史认识主体的积极作用,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力地推动了当代史学的发展。
    其二:“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例如,人们在谈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时,“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全球化作为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注的焦点。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等,都从自身研究的具体客体出发,就全球化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历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全球化密切相联系的“全球史观”,则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认识人类历史进程的全球视野和宏观历史思维的基础。 “全球历史观”在50年代西方各种重构世界史的潮流中为人们所关注,而8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的加快,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则使“全球历史观”更加凸现出来。
    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1955年)中,最先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等著述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的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1这样才能抛弃西欧中心论的偏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2。他特别强调考察世界历史进程时,应该有“全球性眼光”,因为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上述观点,对于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无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书也存在很多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动因,除了学术背景之外,社会历史背景也应给予更多的关注;本书虽然主要讲20世纪的西方史学,但对其在21世纪初的影响,也有必要进行追踪研究,而在这方面显然有明显的缺欠。我们希望更广泛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争取在今后能有所进步,将20世纪西方史学研究做得更好。

发表时间:2010-03-04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黄英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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