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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文章作者:党圣元 吴子林 作者单位: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新进展
    在全球化的条件和背景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直是中国文学理论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为此,高度重视当代中国的艺术实践和审美经验,应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对当代中国人的情感和心理所造成的冲击和挤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严谨态度和批判精神,对当代各种理论模式——包括中国当代文艺学和美学的基本观念、理论结构和理论重心等问题——进行深刻的全景式的分析和评论,并据此说明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陆贵山《试论文学的系统本质》(《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一文回应了相当长的时期内风行的“反本质主义”思潮,提出文学的本质是系统本质,我们把握文学本质有四个向度,即广度、深度、矢度和圆度,研究文学的本质规律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该文系统梳理了文学本质论的六大学理系统,即自然主义、历史主义、人本主义、审美主义、文化主义和文本主义等六大文论思想的学理系统,并进一步指出,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实践、对话、综合与创新。
    上世纪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涌入了尚处于初步发展状态的中国。宋一苇《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理论话语》(《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揭示了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理论之间的历史关联,指出马克思所开启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是西方当代哲学范式变革转换的重要思想来源,有力证明了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不可超越的维度,及其在后现代境遇下理论的活力和发展的张力。马克思有关艺术生产的论述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李思孝《“人化的自然”的美学意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6期),则在多年积淀的基础上,对“人化自然”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理论清理,提出了“精神的人化”和“物质的人化”等思考路向,并在此基础上把“人化的自然”引向具体的审美感悟和审美观照,深化了这一命题的研究。
    以上论文的主要优点是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实事求是。它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阐释审美和文化现象,从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化冲突以及审美体验的底层中,提炼出了自己的真问题以及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方法,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许多未来的学术生长点。
    二、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关系之探讨
    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降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后,催生了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热潮,并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引发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的重大论争。
    钱竞《中国的文艺学不会消亡》(《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认为,此次对于文化研究的推崇,不单是以往一味追随国外时髦思潮的行为,而是同对于中国文学自身的状况、甚至中国文化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状况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的话题、思维方式乃至语言都隶属于西方的引力场,对于中国的文学传统我们事实上知之甚少。李春青《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分析了文学理论模式和文化研究模式的言说立场(审美主义/后现代主义)、身份角度(立法者/阐释者)、话语权力的争夺,以及各自的知识结构等,其论说的视角独特,观点醒目。张法《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则指出两种理论模式的论争呈现了学术新潮与业已成为现代新传统的学理演进之间的矛盾,是中国文论传统性格中学科建设与文化先锋两种功能在新时代的分裂,并与中国学术体现对文学理论的命名错误和学术机制的相对僵化有一定的关系。
    文艺学无限度越界、扩容的主张遭遇了文学理论研究者的顽强阻击。主张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理论的论者批评当前的文艺学学科,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的文艺学体系来自前苏联。钱中文《文学理论反思与“前苏联体系”问题》(《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确实存在一个“前苏联体系”,但是,80年代以降,我国的文学理论业已摆脱了所谓的“前苏联体系”。文学理论界广纳百家,“在文学理论观念体系上、方法上、结构上,已经大大不同于过去,逐渐形成了开放的理论构架,在重大问题的阐释上,与‘前苏联体系’是完全不同的,这大体上适应了当前文学发展的水平”。在童庆炳看来,文艺学的对象就是文学事实、文学问题和文学活动,这些事实、问题和活动无论怎样变化,文艺学都不会去钟情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因为正如他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26日)一文指出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审美”其实不是审美,而只是对欲望的消费而已;所谓的审美景观,其实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为操纵消费所构造的假象而已。
    三、文学经典化与经典重读问题
    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化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教科书的经典编用问题,文学史写作中的经典评议问题,迎合大众趣味的畅销书能否成为经典的问题,以及经典被“戏说”、“改编”、“大话”的问题等,都引发了人们的争论。在“后现代”风潮的推波助澜下,解构经典登上了学术的大雅之堂。人们较为普遍的看法似乎是:经典危机已严重地逼迫而来,非经典时代已现实地展开。
    赵勇在《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中指出,对于文学经典,文化研究的立场是承认经典是存在的,同时指出经典确立的复杂性和文化差异性,并解释隐含在经典认可过程中的复杂权力关系。文学研究的思路之一是首先把经典当成审美对象,进而通过种种“内部研究”阐释和论证其文学性和审美价值,最终提供它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合法性依据。至于经典如何确立,文学研究并不关心。简言之,文学研究的思路是“建构式”的,文化研究的方案是“解构型”的。
    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认为,“经典”是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典籍,它们具有超时空性和永恒性;经典的普遍性在于“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童庆炳在指出经典永恒性的同时,也强调了经典的变动性、建构性。在他看来,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并非一劳永逸的。
  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认为,经典的确立与颠覆从来没有终止过,而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经典的确立与颠覆的历史,经典的每一次危机过程也就是经典的重新确立的过程。经典危机和确立的历史,一方面表明了这些追问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表明了它的时段性。经典的确立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这不仅涉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而且也与经典本身的历史化过程有关。
    陶东风《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研究了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该文从文体学和文化学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大话文学的语体特征,即通过对拆解、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者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及其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最后,作者从犬儒主义与后极权主义的视角把“大话文艺”当作一个广泛流行的文化现象和生活态度来解读,认为它既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文化抵抗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文化逃逸一面。
    四、“读图时代”文学的困境及其机遇
    与文学终结论相关的,是所谓文化形态的“图像转向”。身处其中,文学与文学理论应该如何发展,也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
    周宪是较早提出“读图时代”的学者之一,其《“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基本延续了他此前的学术观点。文章指出,“读图时代”的到来,形成了当代文化的图像优势,由此引发了一场图文“战争”,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正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读图”的流行隐含着一种新的图像拜物教,也意味着对待文化正在告别“语言学转向”,而进入“图像转向”的新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读图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文化,改变了文学原有的格局,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重要的不仅是看到这种变化,而且要理解这一变化的根源,进而从容地面对这一变化。
    金惠敏《从形象到拟像》(《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提出,在关于“图像转向”的讨论中,“审美泛化”常常与图像增殖或“拟像”相提并论,是“拟像”的扩张造成了“审美泛化”。这里,“拟像”并不是“形象”,它是个无指涉、无意义的空洞之物。形象意味着距离,距离即美;形象的消逝,意味着艺术的终结。“拟像”之美内爆了审美与现实的界限,营构出了一个“审美泛化”的世界,这对文学是一个根本威胁。文章指出,文学不会因此而消亡,但它要警惕着不被拟像所俘获,其战略就是不断强化其与现实的联系,像对待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那样对待拟像。
    赖大仁《图像化扩张与“文学性”坚守》(《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从“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出发,探讨了“文学救赎”的问题。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危机,是“文学性”的危机,是“阅读”的危机;当读者变成了观众,阅读变成了观看,审美变成了消费,这样,真正的文学也就终结了。如果真的存在文学危机,那就意味着人的生存的某种危机;如果需要拯救文学,也就意味着需要文学来拯救人自身,即救治人生存的片面性与救赎匮乏。所以,文学的拯救主要是“文学性”或文学精神的坚守,即一方面坚守文学的心灵诉求、人性关怀与精神超越性,另一方面则是策略性地将文学的精神向图像文化形态“扩张”,将文本阅读的方法理念与价值观引入一切文本的读解。这也许是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一种突围与自救之途。
    五、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性
    文艺学界在讨论学术热点问题和表现对这些问题焦虑的同时,也在做着非常扎实的、有效的工作,那就是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问题的研究。
    杨义《感悟通论》(《新国学》集刊第1辑、第2辑)回应了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即如何处理世界性与本土化的关系,如何用中国经验融会西学理论,重构具有中国风度和中国魅力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等问题。它考察了“感悟”的源流正变,追踪其沿革因创,萃取其嘉慧菁华,并提升到哲学的层面。感悟本为一种认识事物、掌握世界、思考问题的方式,它经由唐宋诗歌、历代文论诗话的不同实践,逐渐转变而为中国特有的诗学智慧。作为中国数千年的思维实践,感悟已沉积为中国精神文化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强调感悟的价值,就是强调审美思维方式的中国本色和滋味。
    陈伯海《释“感兴”——中国诗学的生命发动论》(《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5期)深入研究了“感兴”说的源起、审美感兴的生成动因和建构方式(从一度感兴到二度感兴),以及审美感兴活动的基本环节(虚静——神思——兴会),指出其中凝聚着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智慧与审美体验方式;如果说“情志”是诗歌创作和欣赏这一生命活动的本原,那么,“感兴”便是诗歌生命的发动。这种感兴论诗学观与审美观,是与我们民族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和思维方式紧相关联的。它的意义没有成为过去,从人的本真的存在方式,即“天人合一”状态下的生命发动来把握诗性思维的建构原则,是一条打开艺术创造活动奥秘之门的通道。由此,论者提出了走向感兴论诗学与美学的理论构想。
    彭亚非《原“文”——论“文”之初始义及元涵义》(《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认为,“文”之初始义及元涵义是中国文学观念系统中最重要的人文生发点与基因构成之一。论者从“初始之文与文之本义”、“本体之文”、“章采之文”、“人文之文”和“文字之文”五个方面梳理、考辨与论述了“文”在产生之初所具备的这些本原涵义,以及这些本原涵义对于形成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杨子彦《论“老”作为文论范畴的发生与发展》(《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指出,“老”这一范畴萌芽于唐,发展于宋,深化和成熟于明清时期。其基本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从风格上看,是平易自然,气势纵横;从创作上看,是直书见意,不加雕饰;从境界上看,是不工自工,至法无法。“老”作为一种风格,一种境界,是富有民族特色的范畴,它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的文学和生活之中。

 (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发表时间:2006-03-15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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