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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学科建设的诸类发展关系研究
文章作者:董之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学科建设对于实施精品战略,提升整体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以学科体系创新带动学术理论、方法的创新,实现出成果出人才的目标,成为推动科研管理工作上新台阶的发展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行了学科调整,确立了学科布局结构,从300多大小学科中遴选出131个重点学科,并分为重点学科107个和重点扶持学科24个。1996-2001年对50个学科实施重点学科目标管理责任制,之后于2002-2007和2003-2008分两批实施百项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以重点学科带动一般学科。研究其宝贵的理念和实践,揭示诸类关系对学科建设的影响,是学科体系创新的重要课题。
    一、 宏观、中观与微观管理学科的协调发展关系
    学科建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其普遍性在于每个学科不能孤立的存在,具有开放性,与其他学科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同时具有动态性,始终处于发展之中,而不是静止状态。在学科群中,分支学科林立,有传统学科的萎缩,有新兴学科的产生,因此需要开放动态性管理。其特殊性在于学科是相对独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具有各自的学科定位和自身发展规律,又需要按照各学科属性管理,不能搞千篇一律的管理方式。
    在学科众多,门类齐全的院级科研机构,加强学科建设,需要处理好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管理关系,调动院、所、室等各层级管理积极性。宏观、中观和微观管理是分权限管理的,超越权限,过多干预的越位,或错位与权限管理不到位都会直接影响学科建设和发展。重点学科建设的管理以科研管理为主,但也有人事管理、财务管理、设备管理,还涉及研究生培养和职称评定等方面内容。因此,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让各学科有释放自身潜能的条件,获得施展优势的空间,激励学者对学科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都是层级管理中不可忽视的。
    所谓宏观管理,主要是目标管理,也是政策导向性管理。院级机构实行宏观管理,是院负责对学科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制订学科建设的宏观管理政策,体现对学科建设项目实施的总体组织和协调,提出总体目标和规范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实行开放动态性管理的实践中,将学科调整的指导思想确立为“有所加强、有所保持、有所合并、有所舍弃,以突出重点,既确保主攻方向,又兼顾各学科共同繁荣。” 在学科建设中,重点学科管理是重中之重,代表着具有学术水平的优势学科或体现学术发展方向和学术特色的重要学科,推进重点学科群实现国内学术领先、国际知名水准,是管理的责任目标。保持已有优势学科,创建新的优势学科,需要从宏观上调整好学科布局,将有限的资源向重点学科倾斜。同时,院级学科建设的宏观管理还包括经费使用的总体计划,对研究所学科建设计划的执行实施监督,责任期满后,对研究所重点学科的结项进行验收评估等内容。
    所谓中观管理,是体现研究所的优化管理,也是具体政策的自主管理。充分发挥所学术委员会的主导作用,以重点学科带动一般学科,利用学科建设强化研究所建设。加强学科建设的领导是研究所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统筹学科建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负责重点学科的遴选、组织实施、日常管理及监督保障等系列工作,实施对重点学科的优先和优惠政策。根据学科发展特点,合理配置资源,将有限的科研资源用在刀刃上,推动重点学科的学术领先地位。但重点与非重点学科是处于动态管理中的,重点学科(含扶持学科)失去原有的实力优势,也可能成为非重点,非重点学科在发展中成绩卓著,获得优势,也会成为重点,研究所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所谓微观管理,是体现研究室的责任管理,也是具体政策的过程管理。重点学科的设立一般以研究室为依托,每个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都有总体发展目标、科研计划、科研队伍建设、以资料库与数据库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以及学术交流活动等主要方面的设计和实施。学科建设的过程、方法、路径管理主要由研究室实施,进行本学科科研资源配置,履行课题立项、人力资源调整、学术进修交流和培养研究生等方面职责。因此,研究室的建设对于推动学科发展,增强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后劲是极其重要的。
    在层级管理中,需求分析和效益评价是提高学科管理水平的关键。各重点学科建设的需求有所不同,对经费的使用去向、数量也会有所不同。必须了解需求,认识需求,按实际需求提供管理服务。在需求与供给环节上,宏观需求、中观需求和微观需求有时会出现差异,层级管理则要在需求差异中协调,使需求与供给一致起来,满足学科建设的实际需要。如有的需要培训费用,有的需要软硬件设施费用,有的需要组织学术交流活动费用等,只要符合有关经费使用规定,则可由各学科自行支配,确保管理出效益,提高为学科建设的服务水平。
    作为院重点学科工程立项的民法学学科,根据学科需求,研究所提供重点优先政策,使研究室在着力培养后备学术力量,开展学术积累和交流等方面得以落实。在5年的责任期中,民法学学科重视跟踪世界各国的最新研究潮流,为提高青年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和外语水平,组织集体学习德语20次,举办各种规模的研讨会9次,参加国内外(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各种学术会议百余人次,接待国内外(包括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百余人次。购入国外图书100余本,购入国外数据库2套,网络数据库3套,添加了一些多媒体设备,加强了学术资料积累的基础工作,从整体上提高了科研手段的现代化水平。民法学学科能够保持在国内的一流水平和领先地位,并取得国际学术声望,体现了层级管理关系的协调有效。

    二、 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并存发展关系
    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在学科建设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学科属性所决定的。对学科的划分一般的依据是学科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和研究目的、目标等五方面类别。学科分类始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从研究特征分类,将人类知识分为逻辑学、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创造科学四大类。 前两类带有基础学科特征,后两类可归为应用学科。现代学科分类则从研究对象入手,将知识体系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也有3类划分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多因后两者虽有差异,但难以严格区分,而将人文社会科学并为一类。两大科学体系各由若干学科构成。
    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浩瀚的知识体系中,无论学科如何分化、细化,学科分类都基本分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及两类交叉学科。按照现代国际化标准分类,学科的研究类型分为3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其中试验发展包含两类性质的研究,且以自然科学为主。基础研究是指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及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和理论性工作,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应用研究是指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的研究,它主要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实际目的或目标,以实证研究为主。基础研究获取的知识必须经过应用研究才能发展为实际运用的形式。应用研究获取的新知识是在开辟新的应用途径的基础上获得的,是对现有知识的扩展,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对应用具有直接影响;试验发展是指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经验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为产生新的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以及对已产生和建立的上述各项作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在社会科学领域,试验发展是把通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所获得的知识转变成以实施的计划(包括为进行检验和评估实施示范项目)的过程。
    因此,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基本分类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保证了学术研究的全面均衡发展。基础研究以纯理论研究为主,但也包括应用理论研究。纯理论研究是为了推进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延伸和深化,以基础文献研究为主,不考虑其成果的实际应用问题。应用理论研究虽偏重于理论研究,但与解决实际问题的关系较为密切。而应用研究中,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也需要基础理论框架的支撑。
    上述研究类型的特点表明,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基础学科以基础研究为主,是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的学科,揭示事物的基本原理和本质特征,具有历史性、前瞻性意义;应用学科以应用研究为主,是研究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的学科,提出有关对策性建议,具有现实性、实践性意义。基础学科的发展水平代表着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体现了核心竞争力。没有基础学科的支撑,应用学科则失去立足根基。但基础学科研究周期长,带有长远性、积累性特点,一般不考虑时效性。对国家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则需要应用学科及时进行研究和实证分析,应对现实问题的挑战。应用学科的跟踪性研究,又促进了基础学科的发展。在学科建设中,如果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研究项目不匹配,将社会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对立起来,将国家效益、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对立起来,都会影响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
在完整的学科体系中,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须各占一定比重,尽管学科所属分类不同,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并重的。如民族学研究领域中,有基础性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基础性研究、民族问题档案文献整理、古代文字文献研究等。有应用性对策研究,包括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西部地区生态和文化多样性、少数民族教育和人才问题等,这两类研究对社会发展而言是缺一不可的。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尽管应用学科所占比重较大,但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仍需并存发展。在院重点学科工程项目中,社会学所社会理论学科属于基础学科,社会政策学科属于应用学科,但学科中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不能截然分开。在社会理论学科领域中,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为指导,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在引进和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同时,加强社会学理论的反思与重建。如研究结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以后又添加许多新视角,如全球化、网络化、文化多样性等。结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学理论,特别是研究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习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的社会理论,构建中国社会学理论学科体系。在促进基础学科发展的同时,也为应用学科发展提供了学术支撑和理论依据。在应用学科领域中,主要是立足国情调研,紧密结合社会结构变迁的实际情况,针对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交往结构、文化多元、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问题、农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问题、村落组织和村民自治问题、小城镇与城市化问题、城乡婚姻家庭变迁问题、青少年问题、老年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紧密结合和谐社会建设的实际需求,针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研究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问题;针对就业难问题,研究就业援助、教育和培训问题;针对下岗失业、城乡贫困、三农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社会公正和社会伦理、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建立和完善、社会工作与社会救助、慈善与志愿团体问题;针对组织和制度的不确定性、社会心态与心理健康、犯罪和社会失范问题,研究社会安全与社会风险、社会组织与社区服务等对策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现代社会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促进应用学科发展的同时,也为基础学科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提升了中国社会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在许多学科中,即使属于应用学科领域,同样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支撑。新闻所网络学学科属于目前热门的应用学科,其学科建设既包括基础研究,探讨网络新媒体传播中的概念和网络互动方面的理论框架,同时侧重于应用方面研究,对主流媒体网站的抽样调查和实证研究,网络新媒体传播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媒和人自身带来的新变化、新问题等社会热点问题研究,提出对策建议等。因此,在学科体系中,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是并存发展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三、 传统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的互动发展关系
    在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的进程中,不论是传统学科研究,还是现代单一学科研究,都受到来自相关学科研究的挑战。研究领域拓宽,引进其他学科的理念、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大大增进了传统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的互动发展关系。学科建设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完善学科理论体系,对传统学科进行改造,促进新兴交叉学科的融合,从传统向现代学科推进,支持跨学科研究,不断形成新学科的增长点。
    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都更为关注跨学科研究和综合性研究,对传统学科高度分化,新兴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自然科学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和综合趋势等时代性特征给予了高度重视。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在确定跨学科发展战略中,对认知经济学、认知社会学、认知心理学研究给予了支持,还重点资助科学社会学和信息传播学,对“社会与劳动变化”、“社会关系危机和城市问题”、“公共政策”等跨学科项目列入重点课题,促进学科间的相互作用、交流和影响,实现学科的多样性和科研组织方式的多元性,也使学科发展更具创新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新兴交叉学科取得长足发展,使学科体系更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学学科的发展尤为突出。我国法学学科以法理学和宪法学为基础,以民法学、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社会法学、法律史学、国际法学等学科为主干,以环境资源保护法学、知识产权法学、法律政治学、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科技法学等交叉学科为拓展,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体系。在我院民法学学科中,如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权法、侵权法、合同法、民法比较法、婚姻法等分支学科都取得了新的发展,同时,还加强了对因科技、贸易发展引发的新问题的研究,如因生物技术发展引发的法律行为问题的研究,因计算机技术发展引发的交易规则问题的研究等,与自然科学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许多学科也有了更多的交叉互动,加深了民法学研究的理论深度。
    跨学科研究的困境之一是资金问题。现行科研体制一般是按照单学科模式设计,跨学科团队人员来自多单位,流动性大,难以稳定,对跨学科的研究成果难以认定,因而申请经费比较困难。在现代学科建设中,不仅超越了社会科学领域中传统学科和单一学科的边界,而且自然科学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交叉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不断增多。民族研究所语音学和计算语言学重点实验室则是这类交叉学科之一。从学科所承担项目分析,既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藏语同源词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汉藏语声调及发声的声学研究”,又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普通话语音动态腭位研究”和实验室重点课题“蒙古秘史全文检索系统”,需要语音学(语音基础理论研究,语音生理基础研究,文-语合成应用研究)、计算语言学(藏语自然语言处理,语言地理研究)、应用语言学(古文字信息处理,OCR)诸方面综合发展。由于实验室对工作机房和设备的要求比较高,尽管院已加大经费投入,但仍感到经费短缺,凸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学科发展的难点。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已针对跨学科的特点,给予配套资金支持,对院级重点研究室进一步加大资助力度,为满足跨学科研究的需求创造条件。

    四、 优势学科和扶持学科的带动发展关系
    以重点学科带动一般学科,以优势学科带动扶持学科是学科建设中实行的有效方法。在学科建设中,优势学科的示范效应会对扶持学科产生良好影响,其学科发展模式可以起到带动作用。
    什么是优势学科?优势学科是指能够代表国家学术水平,体现学术发展方向和学术特色的重点学科。优势学科不仅相对于一般学科或弱势学科而言,而且有的还处于重点学科中的重中之重的地位。优势学科具有比较鲜明的特征:有社会公认的学术带头人,具有较强的学术团队力量,发表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高水平学术成果,主办有国内外重要影响的学术活动,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料文库,实现科研手段现代化,建立和完善资源共享的网络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队,其根基与实力都体现在拥有优势学科方面,知名研究所的竞争力也体现在优势学科方面,成为研究所的支柱性学科。民法学学科作为优势学科,是因为拥有国内民法学界的一流学者,如王家福、谢怀拭、陈汉章、梁慧星、孙宪忠等,而且带出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实力雄厚的队伍,在民法总则、债权法以及民法一般理论的研究,均取得很大的成就。作为民法学学科带头人,梁慧星著有《民法》、《民法解释学》、《民法总论》等精品成果,还带领学科同仁完成《合同法》、《经济法的理论问题》、《民法债权》、《物权法》、《中国物权法研究》、《中国民法典草案附理由》等多部著作;他主编的《民商法论丛》和《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推动了民法学研究向专题化、细密化的发展,提升了中国民法学界研究的整体水准。
    什么是扶持学科?扶持学科是指具有明确发展目标,又有学术发展潜能的学科。扶持学科既包括由于社会发展需要而兴起的新兴学科,又包括由于研究人员断层导致濒临灭绝的传统学科, 还包括那些经过扶持而发展为优势的学科。优势学科和扶持学科是动态发展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事法学学科曾于1995年学科调整时列为重点扶持学科,2002年发展为我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研究领域包括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及相关学科。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已成为研究所的优势学科,不仅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和丰硕的成果,而且科研队伍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现拥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研究人员13人,博士生导师4人,成为一支结构合理、实力雄厚的队伍。有多名专家学者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顾问或专家咨询委员,直接参与国家立法机关的刑事立法工作。刑事法学学科每年主办一届全国性的“刑事法前沿论坛”,并出版《刑事法前沿》文集,成为我国刑事法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品牌之一。目前,这一学科在更多的研究领域达到国内   同类学科领先的学术水平,发展为我国刑事法律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
    在传统优势学科中,有一些因后继无人,已处于濒危状况,急需给予扶持。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有一批堪称“绝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如照那斯图先生的八思巴蒙文和刘凤翥先生的契丹文研究,因缺乏后继人才而将失去优势。八思巴文诞生于700多年前的元代六年(公元1269年),历史悠久,对元代的全面研究很有价值。照那斯图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至今,坚持数十载从事八思巴字方面的研究工作。对这一特殊学科的扶持,不仅可将照那斯图八思巴字研究成果得以整理、编辑和出版,还将培养新人,扩展新的研究领域,填补学科空白。契丹文字诞生于辽代,通行使用达300年之久,后来随着战败的契丹族迁徙、流散,契丹文字也流失。据了解,全世界研究契丹文字的学者真正能破译解读一些契丹字的凤毛麟角,刘凤翥先生则为其中之一。他运用反复对照、假定推理、以已知求未知等方法,在人名、官名、地名上的研究获得一系列重要突破。随着破译的契丹字越来越多,为纠正《辽史》中的诸多舛误提供了史料的依据。 在2009年第一批特殊学科(绝学)立项中,两门学科都获得院的大力扶持,在提升绝学学科的学术地位和发展能力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五、学科建设与课题制的互补发展关系
    课题制是以课题为核心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力求择优配置科研资源,促使课题承担者责权利相统一。课题制更有利于学科选准科研的主攻方向,突出研究重点。作为研究型学科建设,必须制定重点研究计划,并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补充研究计划。学科的重点科研计划通常是以课题方式落实,给予经费资助支持。学科可以提供一个研究平台,通过组织课题的申报、立项到组织对阶段成果的交流,直到完成课题结项鉴定工作。各学科学者对承担各类课题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级课题,相关单位的交办委托课题,研究所的所级课题、国际合作课题、其他横向合作课题等,给学科带来更多的研究资源。课题制所产生的优秀科研成果带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将学科研究领域引向更深层次,学科理论研究进一步加强。同时,学科发展又促进了课题成果质量的提高。因而课题制与学科建设形成互补发展关系。
    学科发展的首要环节是把握课题的主攻方向。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建设是在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中进行的。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等重大课题和一系列重点课题,将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和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主攻方向,推出一批有重要建树的学术研究成果。如组织撰写《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和《政治学概论》教科书,以及发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等系列文章,都是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优秀成果。
    学科发展的规划主要是课题规划。法学所商法学科根据社会需要,选定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联系实际,做出包括商法和经济法的课题规划。责任期间,商法方面制订的课题规划有“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研究”、“金融风险的法律防范研究”、“金融担保法的理论与实践”、“建立健全我国证券市场诚信体系研究”、“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研究”、“债权担保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商法的发展研究”等。经济法方面的课题规划有“经济全球化下中国竞争法发展”、“反垄断法对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的管制”、“滥用生产和支配地位问题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信托立法比较研究”、“WTO与我国动物福利法律制度的建设”、“国有资产信托法律制度研究”、“预算法律问题研究”、“中国经济法治发展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税收法治30年”等。5年来,这些课题规划已相继完成,进一步提升了商法学研究的学术水平,促使经济法学学科建设向更为系统和深层次的研究领域发展。
    学科发展的过程主要以课题形式展开定性与定量研究。社会学所应用社会学学科对转型社会的研究是通过课题立项进行的,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社区转型的制度建构过程:乡村工业化社区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转型时期的企业劳资关系和员工参与”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项目“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员工参与’问题和长兴县域个案企业开展调研工作”等,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在个案调查点进行,获取大量实地调查资料,包括访谈、场景观察、档案资料、文献检索、照片、录像等有价值的资料。定量研究在全国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积累了数百变量、数千份调查数据,构成专项的研究资料库和数据库,推动了学科的基本建设。

    六、学科建设与学术团体的整合发展关系
    学术团体是学术活动的载体,学术团体设有一级主体结构,又有二、三级专业性的分支机构,构成一个很大的学术关系网,从组织上制度上给予学科建设以学术力量支撑。学术团体在宏扬民主风气、维护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保障学术自由,发挥着积极作用。有利于广纳各种学术观点,营造学术人才成长,对学科建设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为适应跨单位、跨学科需要,各学科相应成立了学会、研究会,建立了研究中心、研究基地和提供学者研究交流的电子网络平台,建立了更加广泛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关系。鼓励学科人员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优势互补,合作交流,互相配合,协同攻关,形成学科建设与学术团体的整合发展关系。
    学术团体是学科建设的服务平台。每年度学术团体都要利用社会网络关系资源组织大型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学科的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政策学科在全国还是一个新兴学科,以该学科为主建立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履行了搭建社会政策论坛平台的义务。如筹划、组织和举办社会政策国际论坛,每年一届,邀请国内外社会政策界著名专家主讲,选择学科前沿问题作为主题,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政策学术交流平台。在学科建设中,还筹备并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建立了调查基地,以重点学科成员为骨干,在河北三河、山东房干村、大连市、陕西洛川、山西永济、山东烟台开展城乡统筹研究,在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等解决民生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关注传统福利政策,到研究消费层次的资源配置,后扩展为研究社会关系影响的资源配置,促进了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
    建立学术交流和沟通的长效机制,在学会年会制度上体现得较为充分。民族学学科建设与中国民族学学会活动联系在一起。通过举办学术年会,集聚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围绕一个主题进行深入讨论,集思广益,成效较好。中国民族学学会通过对“文化遗产与民族服饰”和“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等主题学术研讨,注重综合比较研究各民族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充分运用民族学调查资料、历史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和语言文字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论证,在人类学和文化学理论、文化象征、萨满教、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宗教与艺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中国民族学学会2009年在我国昆明成功举办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第16届大会。实践证明,学科建设与学术团体整合发展,促进学术理论研究更为系统、全面,可有效推动学科发展。

    七、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促进发展关系
    人才是学科建设的第一资源,学科建设的人才机制在于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中青年理论骨干。”  以享誉海内外人才、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为代表的“三个一批”人才的提出,成为各学科人才培养的奋斗目标。
    学科建设,重在人才建设和团队建设。有学科而没有学科带头人,学科则无法发展,有学科带头人而无学科团队发挥作用,学科建设则失去了后劲。一个好的学科,注重向人力资本投入,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开发人才。人才合理有序流动,能够激发人才活力,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挖掘人才的潜力,使其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
    各学科在年度总结检查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解决人才短缺问题。我们通常所讲的以事业、感情和待遇获得人才是靠创新人才思路去实现的。人才利用效率、人才创新环境、人才知识更新、人才开发政策,都是对学科顶尖人才落户的吸引力所在。国外在人才培育方面取得一些经验,如日本设立特别研究员制度,对博士后特别研究员、海外特别研究员、外国人特别研究员从事科研给予特别资助,邀请讲学,设立合作研究项目。美国采取人力资本的激励措施,对优秀人才、杰出人才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先进的科研设备,丰厚的科研报酬。 目前首席研究员制和终身研究员制已在一些高校、科研机构试点,采取开放竞争的管理机制,各类人才合同管理,明确身份、职责、待遇、聘期,按照研究任务和研究方向,形成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并存的结构模式。
    学科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发展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激励人才、善用人才联系在一起。满足学科人员的需求,提高研究能力和水平,激发他们研究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学科团队建设的目标。法学研究所刑事法学学科既重视吸引人才、引进人才,又重视培养人才,发挥人才作用,形成一支实力雄厚,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5年来,虽有研究人员调出2人、退休2人的减员情况,但引进了高级研究人员4人、引进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3人。目前本学科已从2002年在职研究人员9人上升至13人,其中,具有正高职务者8人、副高职务者3人、中级研究人员2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8人,博士生导师4人。学科组做到让每一成员都有在国外进修、访问的机会,有承担或参与各类重大、重点研究课题的经历,向培养国际化人才努力。在此期间,本学科的研究生导师还通过招收、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等工作,进一步拓展青年人才的培养工作。同时,学科带头人放手让年轻人挑重担,使他们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形成敢于超越权威的新局面。实际上,学科建设的人才培养,更宜采取导师制,以老带新,将好的学风,言传身教,传与后人。法学研究所为培养人才,重视法学教育,编辑出版了《高级法学教程》和《法律硕士学位研究生通用教材》,以法学教育促进法学研究,成为培养法学人才的重要基地。 民族研究所加强对中青年人员的外语培训,选拔专业人员到北京外语学院培训中心进行为期半年的英语强化;对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员进行课题配套;扩大博士后进站数量;支持留学、高访、国际合作项目;对长期国外任教、学习、借调的高级研究人员采取离岗待聘措施等。
    尽管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队伍的整体素质较高,研究生比例高,但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很快,人才资源竞争激烈,不进则退。在人才培养问题上,一些单位领导会有一定顾虑,如采取在职读博压制政策,一是担心在职人员因为学习会影响目前的科研工作,二是担心培养成才后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待遇低于高校而造成人才流失,使学科自身的资源外流。使用多,培养少,在一些单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成为人才摇篮的单位,对现有人才进行有计划培养,采取让博士研究生进入博士后阶段,提高他们的研究能力和水平。同时,采用访问学者研修的办法,让他们选择到好的国内外科研机构学习,给他们创造继续教育的机会。对在职人员愿意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加大培养力度,只要能够成才,无论去与留,都不惜代价进行培养,形成人才回流的局面。实践证明,一个学科建设好的单位,必然是重视人才、吸引人才的单位,而不是歧视人才、排斥人才的单位。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是人才流动的时代,培养出拔尖人才的单位,是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杰出贡献。

    八、学科建设与学术交流的开拓发展关系
    学科建设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的措施,进行国内外和院内外的双向交流和合作,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活动的主要特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在调研中国国情和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建构和完善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联系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积极开展学术争鸣和学术点评,加强学科内部和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防止闭门造车,加强国际学术界对话,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目标。
    从2003年起,法学研究所刑事法学学科每年主办一届全国性的“刑事法前沿论坛”,迄今已举办五届;本学科每年还举行多个国际、国内学术报告会等,以增进学科成员与国内外同行之间的相互了解、共享成果并开阔研究视野;本学科还积极主办、合办或参加重要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及其他学术活动等。如主办“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性质研讨会”、“中欧获得司法正义权利研讨会”、中欧司法研讨会、中欧人权对话研讨会、中国刑事执行改革研讨会、人身权利保护与法治改革研讨会(合办)、加强死刑案件辩护国际研讨会、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研讨会(合办)、刑事法前沿问题研讨会、刑事诉讼比较国际研讨会、刑事诉讼法修改疑难问题研讨会和刑事执行改革研讨会等,跟踪学科的最新发展。
    传播学是一门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之上的新兴知识领域。组织开展学科内与跨学科的学术交流活动,是推动我国传播学科发展的良好途径。新闻所传播学重点学科组织承办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是目前传播学界历史早、持续性长和学术水平高受到公认的学术会议,成为学术会议品牌项目。如2004年新闻所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了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主题为“传播学研究:融合与创新”;2006年与河北大学共同主办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主题为“传播学研究:和谐与发展”;2008年与深圳大学共同组织召开第十届中国传播学大会。主题为:“从历史到未来:传播 对话 共享”。分别探讨了我国软实力提升中的大众传播策略等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和前沿问题。同时,为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本学科研究人员多次参加了国内外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如2004年参加丹麦召开的北欧大众媒介交流研讨会等;2005年参加第14届亚洲传播学年会暨中国传播论坛、第三届亚洲传媒论坛、中芬跨文化研讨会等;2007年参加欧盟第七次框架会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召开的中国互联网传播研讨会等;2008年参加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媒介传播研究协会”(IAMCR)第26次年会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国际传播学会”(ICA)第58次年会等,扩大了学术研究视野。

    九、学科建设与基本建设的交叉发展关系
    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是以学科基本建设为前提的,因而学科基本建设成为学科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建设包括系统的专业图书资料文献积累、建立各专业机构的计算机网络联网、社会调查和管理数据库系统、学科专业网站及信息的维护和更新等。一方面是提高专家学者的创造能力和研究水平,不断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是提供科研资源,向创新活动倾斜,包括图书资料购置等基础资料、科研设备购置等基础设施、信息网络和数据库建设等。反思社会科学的研究历程,基本建设无论是对于学科、研究所建设,还是学者自身建设,都是极为重要的。缺乏知识积累和问题意识,是造成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主要原因。目前网络平台建设还是一个薄弱环节,未能实现资源共享。法学研究所重视基本建设,加强“中国法学网”网站建设,提高了法学学科在资料收集和技术手段方面的现代化水平,“中国法学网”也发展成为国内影响较大的法学专业网站之一。在图书馆建设中,设立中外图书数据库,配备了十多种中外法学数据库。学术刊物建设、丛书出版、年刊发行都使法学学科在国内处于领先和优势地位,在国外也有较为重要的学术影响。如有《法学研究》、《环球法律评论》、《China Law Review》(中国法律评论)等刊物,有《宪法论丛》、《民商法论丛》、《知识产权文丛》和《中国人权年刊》等丛书。法理学学科在责任期间完成了“高级法理学”、“西方法理学”、“博士后论丛”等的编写,并完成了“法治研究数据库”的制作,还编辑出版了《多向度的法理学》、《民主法治之道》等学科文集,连续出版了《比较法在中国》等书刊,巩固和提升了学科的学术地位。
    社会学所应用社会学学科注重学科基本建设,对抽样调查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应用软件开发、质性研究技术、数据库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责任期五年间,本学科在原来中国百县市调查的基础上,开展了中国城乡社会变迁调查,并以该项调查为依托,开展调查技术本土化的研究。跟踪学科发展的前沿,介绍和引进了最新的数据分析技术和应用软件。翻译出版了《社会统计方法与技术》和《社会研究方法经典译丛》,开发引进了PCEDIT(数据处理软件)、STATA(数据管理统计绘图软件)、MPLUS(统计分析软件)和其他多种应用软件。在质性研究方法也有了很大发展,发表了论文《计算机辅助定性研究方法》。本学科坚持数据共享的理念,坚持进行数据库建设,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库的建立与共享研究”。

    十、学科建设与评价体系的督导发展关系
    学科建设与课题项目不同,其建设过程没有终止。即使重点学科有责任期,但评价不限于对学科定位、理论与方法体系框架及课题、成果的评价,还包括学科带头人、队伍建设、基本建设和学术活动及发展趋势等综合性评价,其绩效指标更为复杂。重点学科是否具备学术优势,都与科学的评价体系相关。加强重点学科建设,保持已有学科的优势,加强和拓展新的学科,需要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因此,学科建设的水平衡量对学科发展具有督导作用。
    对学科的科学评价需要经过三方面程序,完成自评和他评。在责任期满后,对照立项时签订的《学科目标管理责任制协议书》进行评估、验收,首先自身检验;其次召开学科结项报告会,吸收院外同行专家参加民主评议,根据重点学科协议书规定的内容接受专家鉴定;第三,由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讨论,作出重点学科验收评估报告。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检验目标的实现程度。
    学科评价体系的误区是单一化,使学科发展失去了自身特色。如果重视了学科发展的一般标准,忽视了学科的特定标准,就会使综合性边缘学科,包括新兴交叉学科和绝学学科得不到扶持而难于发展。学科评价体系分为评价因素和评价指标(如下图),评价项目有5项:总体发展目标,包括责任目标和特色目标;科研任务,包括层级计划和个人计划;队伍建设,包括个人素质和整体人才结构;基本建设,包括资料积累、数据库、网络和设备等;学术活动,包括层次、规模和水平等。评价指标有2项: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在评价体系中需要有量化指标,如科研项目和成果数量、论文或专著的发表及引用数量、研究成果获奖数量、学科人数、培训次数、资料量、数据库、设备数量和学术论坛数量等。量化指标是对学科评价的参考依据,但不是绝对指标。完全的量化指标易使评价指标功能异化,并会为制造虚假开路。除量化指标外,还要对学科的学术地位、学术规范、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力作出定性评价,包括对新兴交叉学科和绝学学科的动态发展评价,对未来成果转化产生的学术价值预期评价等,提高学科评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传统学科评价注重了单一学派的评价,忽视了不同学派的评价。尽管评价的内容有共性,对研究观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等学科发展的支柱问题作出评价,但由于研究的背景、研究视角不同,往往形成不同的学科流派。学界对于相似的研究观点、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将其归为同一学派。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状况下,不同学派的交融、冲突,从一个领域到多个领域,从历史传统研究到现代创新研究,从单一研究到综合研究,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学科发展。何秉孟同志曾于200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理论创新须先培植学派”的文章,指出:“由于研究对象纷繁复杂,以及研究者知识水平、阅历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研究方法各异,而在理论上形成不同的学术见解。实践证明,在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上,学术界是否出现或形成不同学派,既是理论研究能否不断创新的必要条件,也是学术界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没有学界积极的“争”和“鸣”、讨论和辩论、批评与反批评,学术研究空气活跃不起来,学术就不可能发展,理论就难以创新。”  在学术领域保护、扶植、培育学派,已逐步在学科建设中受到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法从1979年开始,曾经历了长达7年之久的民法学与经济法学大论战。是强化国家计划和行政管理,取消民法而由经济法代替,还是恢复民法应有的地位。大经济法观点倾向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即计划经济体制;大民法观点重视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性质,认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民法能够继续承担基本财产法的任务。至1985年民法经济法论争以大民法观点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而暂告结束,使民事立法从继受苏联东欧民法转向继受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法。为了适应发展现代化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有形财产归属和利用关系的基本规则的现代化,1998年开始起草物权法,借鉴德、法、日等国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我国澳门地区民法,也有英美财产法的制度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立法的成功经验和判例学说,尽量采用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从“单一继受”转向“多元继受”,并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将立法指导思想定位于贯彻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协调发展的所有权思想;坚持对合法财产的一体保护原则;严格限定公益目的,重构国家征收制度;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实现农地使用关系的物权化规则。中国民法学者在研究起草物权法的过程中,既加深对他国民法的认识,也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完全自主地建立了自己的物权变动理论。
    学科内部,也有自身的评价体系,作为激励机制,力图建立健全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相统一的评价体系,发挥正确的政治与学术导向作用。各重点学科在完善学科建设基础性管理制度和机制方面推出一些办法,如行政管理学科出台了《年终评优标准及计分办法》,初步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学科激励机制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优标准与评优办法;每年定期总结检查督促,实行定期学科内部学术交流和研讨制度,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重点学科建设中的一个共性问题是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还不够。世界民族学科在自评中感到,本学科居于国内领先地位,但在建设世界知名研究室方面还距离尚远,主要是受到语言限制,以外文在国外发表成果数量偏少,对世界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不多。如本学科刘泓研究员的《欧洲联盟:一种新型人们共同体的建构》一书,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代表了中国学者研究欧盟的一个视角,但由于没有介绍到国外,因而现在还不为国外所知。为此,本学科一直在努力,已组织编写的十卷本《世界民族》将付梓出版。目前还只有前苏联、美国、日本、意大利等五、六个国家在1980年以前编写过此类著作。与这些国家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这套《世界民族》图书,包括“历史卷”、“种族语言卷”、“宗教信仰卷”、“文明文化卷”、“国家政治卷”、“亚洲卷”、“非洲卷”、“欧洲卷”、“美洲大洋洲卷”和“中国卷”。《世界民族》的出版将会扩大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
    上述表明,深刻反思学科发展的过程,把握学科发展的规律,推进学科建设的诸类发展关系研究,对于繁荣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具有重要影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年第1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2006-2010)事业发展规划汇编(上、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3.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面向21世纪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调整与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2007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5.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2-11-01批准,1993-07-01实施)。
    6.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工作报告》(2002-2008)。
    7.王延中:加强研究型学科建设的思考,《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3年第4期。
    8.王春法: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3年第1期。
    9.江小平:法国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发展战略,《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3年第3期。
    10.朱渊寿:学科分类与基础研究的资助,《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3年第4期。

 

 

发表时间:2009-12-14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黄英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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